以前的那些中产阶层的盟友看成反革命分子和反民族主义者，因为商人们从与外国列强的交易中获取利润。日本入侵中国彻底导致革命阵营分成了左右两派。

“一战”使德国失去了对遥远地区殖民地的控制，日本趁机派兵从德国手里夺走了山东省。为了争取日本共同抗击德军，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政府都私下向日本许诺，战后它可以继续拥有山东省。

在这些国家的支持下，东京肆无忌惮地向袁世凯提出了所谓的《二十一条》，实际上使中国沦为它的附庸。条约规定，日本将给袁世凯提供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作为回报，袁世凯则必须答应日本永久占有山东省，并在满洲里和其他地方拥有优惠权。日本的无耻要求令人发指，但它威胁说，如果袁世凯不同意，他们将转而支持袁世凯的政敌。袁世凯只得勉强答应下来，条件是日本要对条约的内容绝对保密，而日本人却故意泄露了相关的细节。一时间群情激奋，人们痛斥袁世凯，并在全国掀起了强烈的抗日怒潮。

因为曾帮助协约国抗击德军，中国人觉得他们可以向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寻求帮助，以阻止日本人的胡作非为。“一战”期间，中国曾派出成千上万的人前往欧洲和中东，这些人被编入工兵营，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凡尔赛会议上，中国希望西方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具有理想主义思想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能够帮助他们从日本人手中收回自己的领土。他们支持美国总统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的宏大计划，似乎它是一剂灵丹妙药，能够去除以前的一切耻辱。

威尔逊左右为难。他特别想建立国际联盟，在凡尔赛和会上，他可以直截了当地宣布不赞成他的协约国盟友们与日本达成的关于山东的秘密协定。日本人却暗示说，如果威尔逊这样做，那他们在成立国际联盟一事上也不会投赞成票。一位外交官认为，这是“一种敲诈”。威尔逊最终向日本人做出了让步。他的这项决定很不得人心，即便是那些督促他做出该决定的人也感到非常反感。然而，1919年4月28日，国际联盟正式签约成立。事情已经再清楚不过：威尔逊最终向日本人屈服了。

参加凡尔赛会议的中国代表顾维钧（中国外交官，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拒绝在合约上签字。“如果我签了字，哪怕是遵照北京政府的命令，”他对威尔逊的一位助手说道，“那么今后在政治上就连你们纽约人常说的那点‘渺茫的机会’都没有了。”

1919年5月4日，也就是《凡尔赛合约》签订6天之后，消息传回了北京，并通过电报传遍全国。愤怒的学生发起了抗议，他们把目标对准了那些因与日本人勾结而臭名昭著的中国官员。在北京，一位官员的住宅被烧成了废墟，另一位则被痛打了一顿。第二天上午，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各地教师、记者、自由职业者和一些商人都起来支持学生，抗议示威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并遭到警察的残酷镇压。有所警觉的日本政府向上海等中国沿海城市的租界派出海军部队，威胁游行示威的中国人。在北京，支持学生运动的北大校长被迫辞职，其他1 000多人被捕。上海有6 000多名工人举行了罢工，直到北京政府同意解除亲日派部长们的职务，并释放了被捕学生。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妥协并没有让学生和知识分子们感到满意，但商人们很满意，第二天便开始照常营业。对商人来说，这样就已经足够了，而学生们的反抗才刚刚开始。于是，在那些希望继续反抗下去和那些希望享受既得利益的人们之间便出现了一道分界线。

“五四运动”反抗的不仅是外国列强，还有国内那些勾结外国的反动势力。这是中国革命中出现的新元素，让商人们和秘密会社感到坐立不安。大上海的资本家们住在外国租界及其周边的别墅里，既安全又舒适，在他们看来，革命已经走上了邪路，已经开始危及他们的生活及其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是温和的知识分子陈独秀。陈独秀当时担任北京大学（即毛泽东曾工作过的那座图书馆所在的学校）文学院院长。在北大任教的两年间，陈独秀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先锋队的领袖人物。他通过一份名为《每周评论》的杂志传播革命“左”翼的最新思想。为了尽可能争取更多的读者，其中的文章都是用白话文写就。“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他到处分发宣传册，谴责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为此被捕入狱三个月，惨遭酷刑的折磨。获释后，陈独秀辞去大学里的职务，去了上海。1919年秋，在他身边聚集了一群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俄国的十月革命引起了中国的学生和中产阶级的密切关注，不过二者关注的目的却截然相反。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一种对政治持怀疑态度的紧张情绪弥漫在世界各地：四处散播着对共产主义“阴谋”的恐惧情绪，各种各样的狂热分子掌握了大权，三K党的势力也得到快速发展，犹太人一概被认为是“共产党人”，“劳动者”也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字眼。

在上海，陈独秀和身边的那群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认定马克思列宁主义非常适合中国当下的国情，下一步工作就是成立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他们是在参加讨论的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1]的引导下得出了这一结论。在陈独秀以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