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有很多不同的代词，“朕”就是表示第一人称我的其中一个，只不过跟我和吾比起来，“朕”字的意思更尊贵。

朕字应当是贵族专用。

屈原的《离骚》中就出现了朕皇考曰伯庸。

如果一个人用朕自称，那其实更像现代汉语里的本大爷、本老爷，本质上类似刘邦爱自称乃公一样。

只不过乃公是民间百姓用，朕是贵族用。

《离骚》皇考的意思是父亲，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你们都听好了，本大爷的父亲叫伯庸。】

秦朝。

“……”嬴政突然理解弹幕所说的功力浅是何意了。

“解释的也太粗俗了吧。”

“朕之一字，非各国王室不可用。”

“屈原乃是楚王后裔！”

汉朝。

刘邦：“乃公这事后人都知道？”

彼其娘之，这都记进史书，谁干的？”

【其实那些在我们现代人如果不借助翻译就是一团浆糊的《论语》，在当时的人看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大白话，由于之后语言的变化，才导致我们今天阅读文言文的难度如此之高。

比如以《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为例。

其中“夫”是语气词，这句话其实就相当于逝者如斯吧。

同样着名的“之、乎、者、也”都是语气词。

“之”等于音变之前“的”。

“乎”的上古音是ga，而作为句末语气词的嘎，在今天的西南官话中还能找到。

“也”的上古音是ya。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语气词“呀”。

如果大家去听一下商周秦汉时代的汉语拟音，就能明白当时汉语跟现在的区别，当时古汉语有众多弹舌音。】

弹幕区：

〖这是怎么拟音出来的？〗

〖根据历代韵书不是最早只能复原汉末魏晋的语音吗？〗

〖倒推吧，往上还有说文解字。〗

〖只能复原个大概吧。〗

〖推荐听复原的牧誓，倍有感觉。〗

……

【商周秦汉的北方汉语跟当时的文言文书面语还基本一致。

但从东汉末年开始，一直到唐宋时期，北方汉语就随着一系列音系的简化，最终在语法上和词汇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老版三国演义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除了尽显三国英雄气的服化道之外，文白夹杂的台词对白也是一大亮点。

比如在董卓与袁绍对峙时就出现了尔汝这样的词。

“尔要试试我宝剑是否锋利吗？”

“吾剑也未尝不利！”

很多人可能都会以为之所以要使用这种文白各半的晦涩语言，可能是导演为了复古而刻意追求的效果，也可能出于遵循三国演义小说的想法，毕竟三国的人怎么可能这样说话？

但根据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商周秦汉的上古汉语发生变化，过渡到魏晋唐宋的中古汉语，可能就是从汉末三国开始。

三国时期的北方口语既有先秦口语的晦涩，又有唐宋口语的直白。

此后随着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东晋南渡以及隋唐的再次一统，经历了400多年南北混战的北方汉语，在发音上更加简化，在语法上也省去了很多曲折语的特征，越来越接近如今的北方汉语。

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语言也不是一天变完的。

到了唐宋时期，先秦汉语的“之乎者也”虽然已经看不到了，但跟今日的北方汉语比起来辨别还是有点大。

不过对于唐宋时代的北方人来说，当时他们说的话跟文言文比起来已经有了不小的差别。

比如在唐代的爱情小说《游仙窟》中就出现了“请主人先坐”这样的白话句。

当时的读书人也注意到了这种言文不一致的情况，但就跟人类历史上所有事件都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一样。

唐宋的读书人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韩愈为旗手，终生追求古文运动的唐宋八大家。

另一派虽然没有形成团体，没有打出明确的白话文运动的口号，但通过大量白话诗词的创作，却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威名，他们就是唐诗宋词的一众大师级作者。

大家中学应该都学过古文运动，唐宋时代的口语跟商周秦汉发生了一定变化，所以当时的文学界所面临两种情况。

一：继续遵循脱胎于商周秦汉口语的文言文。

二：干脆跳过1000年前的东西，根据咱们唐朝人现在的说话风格，订立现在的书面语。

韩愈就是主张遵循商周秦汉文言文的代表，因此从他存留下来的众多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文风跟商周秦汉的经典《史记》《尚书》等等如出一辙，都比较晦涩比较难懂。

但这样的风格在当时的诗词作家看来，简直是不食人间烟火。

文章，你先得让人看懂才行！

于是以唐诗宋词的崛起为标志，当时的诗词作家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唐宋汉语的口语词汇。

当然，前提是得排除很多刻意复古的作品。

除了这些以外，唐诗宋词在用词上确实更多是基于当时的口语，而且这些口语词直到今天还大量存在于南北汉语的方言中。

比如在孟浩然春晓中那句着名的“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其中表示昨天的“夜来”，直到今天还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的方言中使用。

只不过很多方言并没有形成稳定的系统，所以很多词汇只会说不会写。

再加上唐宋以后，随着北方汉语简化趋势的一路狂飙，大量单音节词被双音节词取代。

就比如唐宋作品中出现的“颈”变成了现在北方汉语中“脖子”。

“行”变成了“走”。

“食”变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