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的说，古代大部分乃至现今许多中医，就是靠着张仲景的方子给人治病。

然而，古今度量衡有差别，如何判断剂量就是一个大问题。

李时珍在研究汉代医术着作的时候，提出一种观点：“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之一钱也”。

李时珍认为汉代的一两，相当于明代的一钱。

这个观点，被医学界认同，明清乃至近现代一直在使用。

直到1981年，在今甘肃黑松驿发现了一座东汉时期的墓葬，其中出土了一个铜权。

上面刻有铭文：

“大司农以戊寅诏书，秋分之日，同度量，均衡石，桷斗桶，正权概。特更为诸州作铜称，依黄钟律历，九章算术，以均长短、轻重、大小，用齐七政，令海内皆。闰月廿三日，大司农曹裱，丞淳于宫，右库曹椽朱音，史韩鸿造。青州乐安郡寿光金曹椽胡吉作。”

大概意为：大司农依据戊寅年所下诏书，在秋分这一天，统一度量衡，使衡器的斤两准确，校正斗桶等量器，让权衡器具准确无误，特意为各个州制作铜制的秤。

大司农是朝廷管理国家财政的官职，主要掌管租税、钱谷、盐铁和国家财政收支。

意为着出土的这个铜权，是东汉使用的标准的计算重量的工具，因此这个铜权被命名为大司农铜权。

经过测算，铜权重2996克，按秦汉衡制的单位量值和权的量级程序，此权当为12斤权，据此折算每斤合249.7克。

有关方面认为该权标准净重应为3000克，之所以发生了约13/的误差，可能是因为当时铸造技术上的因素。

由此推算东汉时期称量的标准，据此东汉的1斤应折合为250克，1两折合为15.625克(或缩简为15.6克)。

也就是说，张仲景的方子，至少从明朝开始，所用药量就少了五分之一。

然而，即便国家发布公告，大多数医生仍然沿用的是李时珍的剂量。

毕竟，用了这么多年，或许效果差，但并不是没效果，至少是有用的。

现在突然加重剂量，要是出了问题，吃死了人，谁来负责？

但是，中药里有一味药，叫做附子。

附子的医效是回阳救逆，补火助阳，散寒止痛。

在张仲景的伤寒论中共有34个经方需要使用到附子，其中八个经方为生附子，二十五个经方用的是炮制后的附子，还有一个经方不确定用的是哪种附子。

二十五个需要用附子的经方，主治普通阳虚患者，功效在于温阳、散寒、利水、固表。

而八个需要生附子的经方，则是患者病情危重之时采用的，功效在于回阳救逆，挽救生死。

类比成西医，就相当于IcU抢救了。

附子有毒性，尤其是生附子，药不对症，几克就能要了人命。

但是剂量不够，同样救不活。

这就导致许多中医不敢用张仲景的真实剂量，只敢用李时珍传下来的错误剂量。

毕竟，都已经到抢救的地步了，反正都是要死的，运气好救活了是自己有本事，没救活是他自己命不好。

又不是自己医术不精，大家都这样用的。

只有少部分中医敢用正确的剂量，其中最出名的是火神派的李可老先生。

他用的剂量最符合实际，也最为人所害怕，是致死量的数倍。

而且老先生加大剂量是在发现铜权之前。

六十年代，老先生治疗一个老年心衰妇女，当时的家属都已经在准备后世了。

老先生也是死马当作活马医，用了方子，每副药中用15克附子。

老妇女的儿媳不懂煎药常识，误把3天用药量的3副中药一起煎了，并在3个小时里一勺一勺都给婆婆灌了下去，结果当天晚上老太太就苏醒过来了。

这次煎药时适得其反的意外事件，使老先生意识到剂量大小问题是疗效的关键。

老先生开始遍查医书，看到宋朝就有人怀疑过经方的剂量问题，写过《普济本世方》《伤寒九十论》的许叔微，着有《本草衍义》的寇宗爽，都曾探讨过《伤寒论》的方子为什么后人用起来没效，可能就是因为所用剂量不够。

于是老先生确定李时珍的医书记载有错误，开始超脱标准的大剂量使用附子。

从此以后，经先生之手治疗的心衰、肺衰、肾衰病人，没有死过一例。

但同样，先生也不被主流医学界接受。

谁知道你是不是运气好，瞎猫撞上死耗子？

你比李时珍和各代名医还牛？

直到大司农铜权的出现，才证明了老先生所用剂量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即便如此，也没其他人敢学，或者说他们不想改变，因为但凡出一次差错，自己的后半生就毁了，甚至有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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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

〖按理说李可老先生这么牛，怎么没见过宣传呢？〗

〖主流和非主流的区别。〗

〖既得利益者最怕出现无法控制的东西。〗

大明，嘉靖年间。

“别叫唤了，已经扎完了。”

“先生，我感觉我现在像只刺猬。”

闻言，李时珍退后一步，打眼一瞧：“你形容的还挺贴切。”

“先生，天幕说您医书记载有错，可要改？”

“要改，不过不是现在，我们先不去京城，去甘肃。”

许三多张大嘴巴：“啊？你该不会是想……”

李时珍点了点，“是的，想办法找到这个古墓，挖出铜权，我要亲自测一测。”

“您直接在书上改一笔，不就行了吗？”

“眼见为实，因我一本医术，已经误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