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者”！

但按照儒家的仁爱观念，他是值得夸赞的，至少不该把他骂的那么狠。

在王朝迭如走马灯般的乱世，他周旋其中，劝谏君主、安定百姓、保护文明、启用贤能。

使中原百姓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战乱之苦，文化典章亦得以存续。

于是，宋代士大夫们便陷入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尴尬。

批评派高举“忠臣不事二主”的春秋大义，斥冯道为不知廉耻的典型。

肯定派则援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肯定冯道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作为与价值。

双方皆从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辩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

都是一个师傅教的，破不了招啊。

长久以来，因皇权强化与理学兴起，“忠君”思想日益占据上风，批评派的声音往往更响亮。

虽然“忠”与“保民”在多数情境下被刻意塑造为统一。

但忠和保民，很多时候是冲突的。

“朕即国家”，但“朕”和“国家”是两回事。

所以忠分为忠于君王和忠于国家。

但即便是忠于国家，很多时候和保民也是冲突的。

因为很多时候，国家不得不苦一苦百姓。

而忠君，就更和保民冲突了。

大多数君王要求的忠，都是忠于自己。

而这也符合大多数人的观念，我忠于君王，我的臣属自然也该忠于我。

不能因为我做的不好，就要换一个主人。

所以，大多时候都是批评派占上风。

那些更看重保全百姓、延续文化的选择，往往只能在私下被部分有识之士所理解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