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把邪祟挡在门外！

这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习俗，后世竟都没了？

鬼节本就该扮鬼啊，尤其是小孩子！

扮扮小鬼，讨个平安，哪有后人说的那般吓人、那般迷信？

到底是我们古人太通透，还是你们后人太拘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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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的古人离着后世近些，尚且能从只言片语里揣度一二。

那些更久远的、连中元节都还未成形的朝代，比如先秦，古人们看着天幕，更是困惑。

因为他们有大傩与时傩。

这是写进《周礼》，整个华夏都要遵行的礼制。

季冬腊月的大傩，是举国最盛大的驱疫仪式。

方相氏率领着百隶侲子，扮神驱鬼，踏遍城邑，意在驱邪攘灾、守护宗庙社稷。

季春、仲秋的时傩，规模虽小，却也是官方主持的正礼，只为按时令驱除疫疠、保障民生。

民间的乡傩，更不必说。

没有朝廷傩仪的森严规矩，百姓们就地取材扮鬼驱邪。

有人用锅灰、黑炭，画一张狰狞鬼脸。

有人披一块粗麻布，扮作衣衫褴褛的饿鬼。

巧手的村民，还会用桦树皮刻个简单面具，挖两个洞露出眼睛。

戴在脸上，活脱脱就是个“疫鬼”模样。

扮鬼的村民们敲着铜锣、打着牛皮鼓，从村头闹到村尾，挨家挨户地“驱鬼”。

到了人家门口，“鬼”们便张牙舞爪，做出要闯进门的架势。

扮作“神”的人会立刻冲上来，挥着桃木枝、艾草把“鬼”赶跑。

户主则会端出准备好的米糕，笑着犒劳这些扮神扮鬼的乡亲。

寓意把疫鬼赶出家门，来年阖家平安。

说穿了，这跟那套“不给糖就捣蛋”，又有什么两样呢？

我们甚至比他们早了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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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哪怕是先秦的古人，看着评论区里说的“扮鬼吓人”“扮鬼不敬”，也只觉得匪夷所思。

我们身处封建时代，敬天法祖，却也活得通透自在。

怎么瞧着你们后人，反倒比我们更迷信、更束手束脚了？

历朝历代的古人心中，都不约而同地冒出一个念头：

到底是我们封建迷信？

还是你们认为我们封建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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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古今之别的根源，或许不在“敢不敢扮”，而在“为何而扮”。

古人“扮鬼”从不孤立，它总是绑定着明确的时节、场合与心愿。

于古人而言，扮鬼是有章可循的仪典。

何时何地，因何而扮，乃至样貌举止，皆有代代相传的规矩。

这规矩如同一道安全的屏障，将“扮鬼”行为框定在祈福、禳灾的功能性目的之中。

当时的“鬼”，乃是仪典中一个可知、可控，甚至可供驱策的角色。

而后世，当这套维系了千百年的礼俗框架逐渐涣散。

鬼神便从节令的、功用的、乡井共襄的脉络中被剥离出来，沉入纯粹个人的想象深渊。

失去了共认的形貌与出处，终沦为全然不可知、不可控的恐怖本身。

于是，古人在仪典中“以鬼治鬼”的坦然游戏，到了后世，便成了“怕鬼招鬼”的森然禁忌。

这无关胆魄，亦非简单的孰智孰愚。

只是千百年间，风俗流变、人心迁转之下，一场无声的错位与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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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天京。

刘兴汉望着天幕上的字句，忽然放声大笑。

南瓜传入中国后，因它易种易活，瓜瓤又好掏空，便被民间拿来做了灯盏。

中元节时，江南的孩童们，会挖空瓜瓤，留个小口放进蜡烛。

提着朴素的南瓜灯，在河灯旁追逐嬉闹。

可新大陆的蛮夷，竟也这般做！

只不过他们在南瓜上刻了鬼脸。

刘兴汉撇撇嘴，腹诽道：

定是抄袭，却又不敢全盘照搬，所以才弄出这么个四不像！

他当然知道，新大陆的南瓜灯，源头是凯尔特人的萨温节。

起初用的是芜菁、萝卜，掏空了装炭火，用来驱邪标记。

后来爱尔兰人移民到了新大陆，见南瓜更易雕刻，才换了材料。

又编出个“吝啬鬼杰克”的传说，给南瓜灯添了些噱头。

可这些，关我刘兴汉什么事？

你们就是抄的！

不然你们谁解释一下天幕为何独属华夏？

解释不清楚就是抄的！

因为抄袭，所以你们被神抛弃了！

因为被神抛弃了，所以你们看不了天幕！

虽然，此时泰西之地还没有“不给糖就捣蛋”。

但万圣节扮鬼驱邪，穷人、孩童挨家挨户讨“灵魂蛋糕”，年轻人乔装后上门表演才艺换食物的民俗，却是早早有了。

“不给糖就捣蛋”的习俗，源头便是讨要灵魂蛋糕。

年轻人乔装表演换取食物，则是扮装的源头。（不包括扮鬼驱邪的扮装。）

前者，最早也就是公元九世纪的事。

后者，更是十六世纪的事。

可我华夏，早在公元前十世纪，圣人周公便将扮神驱鬼的傩仪，写进了《周礼》！

刘兴汉越想越得意，脑海里一篇雄文顷刻而就，核心思想就一句：

【大胆洋人，竟敢偷窃我华夏文化！】

还好我华夏有史官代代修史，典籍煌煌，铁证如山！

若是像身毒国一般，连自家历史都记不全，怕是洋人还要编出“亚历山大打进华夏”的鬼话吧？

他正笑得开怀，一旁刚打发仆人送信回家的孔继宗瞧着他这模样，吓了一跳，还以为他魔怔了，连忙上前询问。

听刘兴汉说完心中所想，孔继宗愣在原地。

半晌才回过神，忙不迭地要喊住仆人，说信不送了。

“为何？”

“刘兄……你比衍圣公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