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后擤了擤鼻涕，年长的警官把裤子往上提了一下。我抬起头仰望着星空。

“你们是临时经过这里吗？”他问。

“我们接管了一家钢琴店，”我说，“我们和店主很熟。”

“噢，你说的是埃迪？”

“是的，你认识他？”

他愉快地向我微笑一下。

“我认识这里所有的人。二次大战结束后，我一直待在这儿。”

我浑身颤抖着。

“你很冷吗？”他问。

“嗯？对，是的。我已经冻僵了。”

“那好，你们两个一起上车吧，我开车送你们回家。”

“不会给你添麻烦吧？”

“没关系，看到有人在这些仓库附近转悠才麻烦呢，天黑以后一般不会有人来这里。”

五分钟之后，他把我们送到了家门口。当我们下车的时候，年长的警官从车窗里探出头来。

“嗨，希望你们今晚的家务纠纷，就到此为止吧，嗯？”

“好的。”我说。

贝蒂打开房门，先上楼去了，我看着他们驾车离去，一直等到他们彻底消失在街头。如果我不是这么冷的话，就不会立即从人行道上走开。当时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好像刚做完脑叶切除手术，才睁开眼睛一样。这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天空特别晴朗，寒冷的空气席卷着街道，让我倍受折磨。我抓住这个独处的机会，发出几声痛苦的呻吟，然后转身回到家里，接着上了楼。

我拖着伤痕累累的膝盖爬到楼上，这件事确实让我受到致命的打击，但是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还是尽可能露出一丝微笑，去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感觉就像是掉进一块苹果馅饼里似的。

贝蒂正躺在床上，她仍然穿着衣服，扭过头去背对着我。我坐在一把椅子上，把膝盖伸直了，一只胳膊搭在椅子背上。看着她又缓过精神来了，我在心里说，真他妈的活见鬼啦。沉默就像是一阵缀满金饰玉片的豪雨，落在一片烤焦了的面包上。我们俩一句话都没有说。

生活仍在继续。我站起来，到浴室里检查一下腿上的伤。我把裤子脱下来，我的膝盖肿得很粗，油光锃亮的，很难看。我站起身来，对着镜子端详自己。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样的脑袋和膝盖太协调了，简直可以说是步调一致，当其中一个让你流泪的时候，另一个就会让你发出怒吼。我在开玩笑呢，但是另一方面，我确实不知道该给膝盖上什么药，我的药箱里根本找不到什么灵丹妙药。最后，我尽可能小心地把裤子穿上，然后吃了两片阿斯匹林，取出剩余的红药水，还有一些外用药棉和一条很长的绷带，走到另一个房间。

“我觉得，必须用绷带重新给你包扎一下，”我说。

我站在那儿，仿佛是一个正在等候指示的人。但是她没有动弹。依然保持着刚才的姿势，只是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