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发掘，磔烂以祷，名曰“打旱骨桩”。（见明黄玮《蓬窗类记》卷二。而张岱《石匮书·韩文传》则云：济南之俗，天旱则恶少年相聚，发冢暴尸，名曰“打魃”。）但并不是所有的尸骸全是旱魃，只有生了白毛的“毛僵”才是正身。千里赤旱原来都是坟里那个家伙在捣鬼，自然应该把它找出来除掉的。但是新葬之坟有的是，要想排查，却不像敲开门查户口那么简便，所以必须要请专业人士，也就是乡村里的巫师术士之类，由他们缩小搜查范围。明于慎行《榖山笔麈》卷十四记有一法，是在深夜用火去照那些坟墓，如果某坟墓上有光焰，里面即是毛僵。但各地的巫师们风格和手段并不一致，明谢肇淛《五杂俎》所记的则是另外一种，即只挖新死小儿之坟。这也许是因为传说中的旱魃只有二三尺高，正与小儿体形相称，但更主要的原因，也许是掘小儿坟要比掘人家父母的坟所受到的抵制要小得多。但抵制总还是要有的，一开始肯定要进行说服教育，让主人以大局为重，而且申明，那里面的尸体已经为旱魃所借用，与贵公子或千金并无关系，所以也不会对贵家族的声望有不良影响，更不会记入档案，等等，可是如果对方冥顽不化，便不能长久地“温良恭俭让”了，那时往往会酿成武斗，再造出一些新的尸体：

燕、齐之地，四五月间，常苦不雨，土人谓有魃鬼在地中，必掘出，鞭而焚之，方雨。魃既不可得，而人家有小儿新死者，辄指为魃，率众发掘，其家人极力拒敌，常有丛殴至死者，时时形之讼牍间，真可笑也！（《五杂俎》卷一）

但如果只挖小儿坟，还算对打击面有所“节制”，如果小儿坟挖完，旱情还没有缓和，群情“激愤”起来，后果就会更为严重。凡是新葬之坟就要“有枣没枣打三竿”，不挖出一个生毛的家伙就不歇手。而且更糟糕的是，如果掘坟掘上了瘾，从中尝到了甜头，就是找到了一个毛僵也不肯罢休，那结果就可能是新葬之坟无一幸免，而墓中殉葬的东西自然也就不翼而飞了。因为那时就已经有人发现，在这“打旱骨桩”运动中的一些勇敢分子其实夹杂着私心，不仅仅是假公济私，捞些财物，而且正如《蓬窗类记》所指出的：奸诈往往借禳旱为名以报私仇。这些勇敢分子很具鼓动性，扇风点火，推波助澜，往往一下子就纠集千百人，面对这些胸怀义愤而身携铁器的人流，谁要是敢撄其锋芒，非把自己也变成“旱骨桩”不可。于是到了弘治年间，都御史屠滽专门为此事上疏，奏请严行禁止，“置作俑者于法，诸为从者，悉隶边地戍籍（也就是常说的“充军发配”了），由是其风稍戢。”所谓“稍戢”，只是一句体面话，其实就是根本不能制止。

不管是发横财也好，泄私愤也好，但从名义上说，这些愚民的暴行却有一个正当的理由，那就是“抗旱”。这种暴力抗旱虽然受到官府的禁止，但对于被旱情逼红了眼的农民们，这些禁令往往成为一纸具文，弘治年间纲纪尚存，也不过是“其风稍戢”而已。于是有些地方的官府施行一种有条件的放任政策，如闲斋氏《夜谭随录》卷二所记为北京郊外事，官府规定，民间如果掘出了毛僵，必须申报官府，验明正身之后方能焚烧。这种“约束”就等于承认了打旱骨桩的合法性。帝辇之下，尚且如此，可以想象，在法制混乱的明朝后期，那种掘坟抗旱不断升级的局面怎么能得到控制呢？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一个原因是连年大旱，我想，在各地小股起事之初，总有一些是以打旱骨桩来开场的吧。

四

但古人是凭借哪样的观念做依据，把僵尸与旱魃这素无往来的二位拉到一起的呢？从《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之类的书中自然是找不到其间因缘的，这只能从记录了一些民间巫术的笔记中去搜索。明代之前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但却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原来在宋代时就有一种说法，认为僵尸是很能“吸水”的。《夷坚乙志》卷五“刘子昂”条中说到和州知府刘子昂为一鬼物所祟，便请来一个道士除妖。道士经过分析，认为作祟的是尸妖，而且就在府衙之内。但内外衙那么大的地方，总不能整个儿地大揭盖儿吧，而道士则自有“探测”之术。他命人挑了几十担水，倾泻在院中，其一隅方五六尺许，水至即干，掘下去，果然是一具“僵而不损”的尸体。

但道士的这一高见，在宋代却只用于拿妖捉怪，正如不龟手药仅用于“洴澼洸”，真是埋没了知识和技术，以后竟然失传了。但到了明代，也许是乡村知识分子“格物致知”的能力大有提高，也许是他们从古书以及日常生活的经验中得到了启发，于是就恍然：僵尸所以能不腐，而且生有白毛，就需要保持尸内的水分，这样就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一个吸水的怪物。而人们的联想能力高不可测，居然能想象出这一个僵尸能把方圆几百里天上地下的水都吸干。而如果把这旱魃砸烂，那么它所吸收的那些水分就会得到释放，于是而油然生云、沛然作雨了。

但明代被诬陷为“旱骨桩”的诸位僵尸，也只不过生有白毛而已，并没有任何可怖可骇之处，而在被掘、打、砸、烧的全过程中，他们至多不过是吱吱地“叫”上几声，从来没有任何反抗，更不用说为厉为祟了。所以到明代为止，僵尸的表现仍然可以说相当绅士的。但不幸的是，到了清代的南方，这些僵尸的性质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