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聊斋志异》中《褚生》一则，是感于朋友知遇而入场捉刀，蒲老先生赞叹道：“其志其行，可贯日月！”感其报恩之德，略其作弊之罪，老先生连自己为什么一再铩羽，以致气得编故事损人的老账也忘了？国人的情与法观念既然如此混乱，那还不就由着当官的尽兴召鬼吗！

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十三所记，则是恩鬼公然来做枪手。一富家子入闱之后，执笔苦思，终日不得一字。忽然就来了一位老翁，把自己做的草稿送给了他。二三场均是如此，榜发之后，居然中式。原来这位少爷做了一件好事，他娶了个新娘，成婚时才知道，这位新娘本来许配给一位老儒之子。老儒死后，其子甚穷，女子的父母便悔婚，把她嫁给了这位少爷。于是这少爷访求到老儒之子，“衣以己之衣，扫除别室，使成婚礼，尽以妇家所装送者畀之。”而那位场中的老翁就是老儒的鬼魂。

果报之迅速及慷慨，真让考生们有些按捺不住，急着要去做善人，起码要少做缺德事了。清人刘青园在《常谈》中说起亲历的一事，某年夏天，士子数人肄业寺中，谈某家闺阃事甚为猥亵。一士人摇手急止之曰：“不可不可，场期已近，且戒口过，俟考中后再谈何害。”刘青园感慨道：“噫，士习如此，其学可知！”可见这类故事也并不能移风易俗。何况考生们也知道，真正能获取厚报的还是往考官身上投资。而考官有了恩鬼做掩护，瓦釜雷鸣自有瓦釜的造化，别人不必说三道四，只须检查自己和祖宗做没做积德的事就是了。

为了让神鬼报德，这恩鬼是必须要请的，然而请虽然要请，却也不便过于张扬，所以召鬼喊叫时，是从来不喊“有恩的报恩”的。而且一场中的恩鬼也不能太多，否则的话，那就不是考生答题，而是恩鬼们比手段了，到了那时，“大头鬼”也就该出来了吧。

三

这种“恩鬼”报恩的故事虽然不少，但大多很乏味，也很少被人津津乐道，说起来也不过是一句“有鬼”（即有人捣鬼之意）罢了。本来嘛，你走后门侥幸得了功名，别人已经气不打一处来，谁还会相信你的鬼话。所以世上流传的科场故事，倒是仇鬼报冤的居多。某某人平时举业不错，考场上却交了白卷，或者文章写好了，突然洒了一片墨汁，这些事是常有的；最可怕的是某某人在考场上发疯了，乱跳乱叫，三五个号兵也按不住，还有的自己在场屋里寻了短见，一根麻绳吊在屋梁上。这当然不是考官在捣鬼，于是人们就把责任推到冤仇之鬼身上，而最终的责任则在于考生自己或者他的祖上缺了德。

召鬼入场的记载，最早见于明清之际人董含的《三冈识略》，此后在闲斋氏《夜谭随录》和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初编》也有类似的叙述。其仪式虽然没有正式列入祀典，但为各科所遵行却无大误。所以江苏巡抚张伯行主试时不召二鬼，被《履园丛话》的作者钱泳视为豪杰，而梁恭辰的“家大人”梁章钜在广西主试，也无招二鬼事，但那也许是边裔省份之故。钱泳对张伯行所主一科“无一病者”大为赞叹，视为异数，因为闱场中不但常有考生病倒或发疯，死人的事也是常有的。

当年的江南贡院全景

在讲这些死人的事之前，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这考场的情况。近人马叙伦在《石屋续渖》“清代试士琐记”中对此有可珍贵的描写，我把它再参照着其他一些材料转述如下：

各省举行乡试的考场叫贡院。这贡院是个很大很大的院子，据说最大的江南贡院（就是南京夫子庙后面那一大片，现在已经成了古香古色的文化市场了）能放两万多考生。这院子里盖上一排一排的简易房屋，密密麻麻的有百十排，每排一百号，一号就是一间屋，按《千字文》“天地玄黄”排下去，所谓“天字第一号”就是从这里来的。这间小屋叫场屋，也叫考号，还有的就叫作号房，与监狱的按房编号是出于同一思路。这号房有多大？高能让人站起来碰不破脑袋，宽能让你伸出一只胳膊就摸到对面的墙，深的尺寸大一些，里面搭了个北方的炕，既然是炕就是睡觉用的，虽然不大宽敞，但只要脑袋朝里，腿总是能伸直的，不过也许要伸到炕外边去；这炕兼做答卷子时用的坐具，那可是宽宽敞敞的。总之，如果往奢侈方面猜想，这考号的规模就和现在常见的单人床大小差不多。考号是没有门的，迎门之处支着一块木板，那就是答卷子和吃饭用的桌子了。然后在那里挂一张帘子，算是内外有别。考生们自我解嘲地管这叫“矮屋风光”。

每到大比之年的秋八月，全省的秀才公们就要集中到这里考上三场。每一场三天。考试的前一天考生就要入场，这天的一大早，考生们挎着考篮，背着铺盖，像过年时挤火车的民工一样，排着长队，等待入场。常言道：“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大部分秀才和大兵打交道，大约就是从贡院开始的。大兵们挎着腰刀，很是威风，平日趾高气扬的秀才举人老爷们，此时像三孙子一般垂头搭脑，在烈日下要多蔫有多蔫，大兵们对他们呼来喝去，他们连个屁也不敢放。先是“拘之如囚徒”，而接着就是“防之如盗贼”：秀才举人公们一个个地要经过搜查夹带、验明正身这道程序，而兵爷们也趁机发泄一下对秀才公的不恭，搜查时无微不至到脱掉裤子，扒开隐私。万历年间的南京考场不是有一个真实的笑话吗，一个考生被大兵从肛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