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两百余幅绘画作品。

波兰文学向来都有积极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密茨凯维奇、显克维奇、莱蒙特、米沃什等等都是典型的波兰作家。他们把作家的使命看得很重，愿意担当民族的代言人。舒尔茨，同贡布罗维奇一样，属于异类。贡布罗维奇离经叛道，有意识地破坏所谓的民族性。他更愿意把小说当作游戏和嘲讽的天地。舒尔茨则转向内心，转向宇宙深处，在想象、梦幻、隐喻和变形中构建自己的神话。他身上有卡夫卡、里尔克、穆齐尔等人的印记，还明显受到普鲁斯特、爱伦·坡等作家的影响。以色列当代作家大卫·格罗斯曼对舒尔茨的评价准确、传神：“他的书页上的每一个时刻、每一只小狗、每一堆垃圾、每一碗水果，都是一场喧闹、一出激昂的戏剧。每一个时刻都不能够完全容纳它自己的意义，都在溢出。布鲁诺·舒尔茨的写作有如涨潮。”

二〇〇四年，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在波兰克拉科夫辞世，成为波兰文坛以及世界文坛的大事。

对于米沃什，我们已十分熟悉。他始终被视为波兰诗歌的良心。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从波兰驻法国文化参赞任上出走，最终来到美国。生活在美国，他却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国，一直坚持用波兰语写作，还将大量的波兰作家介绍给西方读者。他为诗歌下的定义：对真的热烈求索。真理和真实，人生和历史，这其实就是米沃什诗歌一贯的主题。他无法背对公众，无法背对二十世纪血腥的历史，去追求什么美学上的完美。宁可粗粝一些，宁可残缺一些。他的平实，他的雄辩，他的坚硬，他的冷峻，他的沧桑感和悲剧感，他的道德倾向和人道主义情怀，统统来源于此。出版过《关于凝冻的时代的诗篇》等十几部诗集和《被禁锢的思想》及《诗歌见证》等散文、随笔集。一九八〇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辞世前不久，他在家乡出版了好几本著作，其中有诗集《二度空间》（2003）以及《最后的诗篇》（2004）。

从二〇一一年年初起，一位立陶宛诗人的名字就不断地在中国报刊和网络上出现。那就是托马斯·温茨洛瓦。

托马斯·温茨洛瓦（1937-），著名立陶宛诗人、学者和翻译家。一九七七年，流亡美国。在美国，他被认为是“布罗茨基诗群”的重要成员。现为耶鲁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终身教授。代表性诗集有《语言的符号》、《冬日对话》、《枢纽》等。他的诗歌已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他也因此收获了诸多文学奖项和世界性声誉。欧美评论界称他为“欧洲最伟大的在世诗人之一”。如今，他已当之无愧地成为了立陶宛文化的代表人物。

温茨洛瓦是一位沉重的现实成就的沉重的诗人，把诗歌当作抗衡黑暗的最后的武器。约瑟夫·布罗茨基在论述温茨洛瓦的诗作时指出：温茨洛瓦“将诗歌当作抵御现实的一种形式”。历史感和命运感，像两个难解难分的主旋律，不断地在他的诗歌中回荡。这同他的出生环境和成长历程有着紧密的关联。他在诗中写道：“我学会在黑暗中看，分辨快乐与快乐”，“在最后的黑暗中，在冰或火到来之前，我们还能看到听到”。这就是诗歌的力量。他的诗忧伤、沉重、冷峻，基调幽暗，但字里行间却有着鲜明的精神抱负和心灵慰藉。他的诗充满着人类精神世界的冬日意象，却给每个孤寂的心灵送去了温暖；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但是他极具人性光辉的诗篇，却是他的祖国永远不可分割的部分。鉴于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对当代诗歌作出的杰出贡献，二〇一一年度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特授予他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

埃米尔·米歇尔·齐奥朗（1911-1995）是世界文坛上的怪杰。他曾为自己定下一个明确的目标：“尽量隐姓埋名，尽量不抛头露面，尽量默默无闻地生活。”他生于罗马尼亚乡村一个东正教神甫家庭，曾在大学攻读哲学，一九三七年到巴黎留学，从此留在了法国，将近六十年，一直在巴黎隐居，先住旅馆，后又住在阁楼里，极少参加社交活动，极少接受采访。他曾郑重告诫自己：“将你的生活局限于你自己，或者最好是局限于一场同上帝的讨论。将人们赶出你的思想，不要让任何外在事物损坏你的孤独，让那些弄臣去寻找同类吧。他人只会削弱你，因为他人逼迫你扮演一种角色；将姿态从你的生活中排除吧，你仅仅属于本质。”显然，他是有意识地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孤独。在孤独中思想，在孤独中写作，在孤独中同上帝争论，在孤独中打量人生和宇宙——孤独成了他的标志，成了他的生存方式。身处孤独之中，齐奥朗觉得自己仿佛身处“时间之外”，身处“隐隐约约的伊甸园中”。移居法国后，他一直用地道的法语写作，文笔清晰、简洁、优雅，字里行间不时地流露出一丝黑色幽默色彩。《分解概论》（1949）、《生存的诱惑》（1956）、《历史与乌托邦》（1960）、《坠入时间》（1964）等著作奠定了他哲学家和文学家的重要地位。

他的那些格言般的随笔极有特点，富有思想。他喜欢言说忧郁、人性、上帝、虚荣心、文学等话题，言说他欣赏而且熟悉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觉得，“忧郁，一旦达到极点，会消除思想，变成一种空洞的呓语”。所以，本质上忧郁的他写作时十分注重心态，注重语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