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和女友（学习专业是古典语言）陪伴下，在战后第一个秋天到西德去旅行，为的是要从这个不可思议的、同时又是可笑的熔炉——各民族的熔炉内部来写一本报告集——这是在欧洲中心沸腾得令人不安的熔炉。

当时的西德到处充斥了饥肠辘辘的、神情麻木的、十分恐惧的、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们，他们不知道要漂泊到哪里、漂泊多久，他们被驱赶，从城镇到城镇，从收留站到收留站，从营房到营房——而驱赶他们的是美国青年，同样的神情麻木、同样因为在欧洲的见闻而惊骇；他们像使徒一样到这里来打仗并征服这个大陆，最后终于在他们在德国的占领区里安顿下来，严肃认真地给不相信他们的、反抗他们的德国小市民讲解垒球比赛的民主原则，或者对他们传输共同致富的条规，用香烟、口香糖、避孕套和巧克力换取照相机、金牙、钟表和黄花姑娘。

这些青年人受到的教育是崇尚成功，而成功仅只取决于机智和勇气。他们相信人人机会均等，习惯于以收入的多寡衡量男人，以大腿的长度衡量女人的美丽；他们强壮，得到优良体育锻炼，充满生活欢乐，快乐地等待命运随时送来的机会；他们是心胸开朗的青年，思想纯洁、清新、条理分明，就像他们的军装一样。讲求理性，一如他们对工作的要求；真诚，一如他们明朗而纯朴的世界。所以，他们本能而盲目地蔑视这里的人们：这些人不善于保护自己的财产，丧失了业务和工作，坠落到了社会的底层。然而，他们以友好的态度，理解和钦佩的心情对待彬彬有礼的德国市民，这些人从法西斯手里维护了死寂的文化和财产；他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美丽、消瘦、愉快的德国姑娘们，这些少女善良和蔼，像姐妹一样。他们不关心政治（有美国情报局和德国媒体替他们操心），认为他们做了自己应做的事，盼望返回家园，一部分是因为无聊，一部分是因为思乡，一部分是因为担心失去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机会。

所以，在西德的波兰人很难摆脱这些受到监视和看管的“滞留异国”的大批移民而去到更大的城市，以便在那里、在加入波兰人的爱国组织和黑市链条之后开始正常的、私人的生活；而且，在得到住房、汽车、情人和官方通行证以后，可以在社会等级方面越升越高，在欧洲自由走动，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感觉自己是一个自由人，一个充实的人。

解放之后，我们和周围的环境都被用心周到地隔离开来，在达豪撒满滴滴涕卫生粉的肮脏收留站里呆板地度过美丽而芬芳的五月；后来，黑人司机把我们输送到了军营，安置我们在那儿度过夏天。我们在公共活动室里消磨时间，为爱国出版物写文章。在一位天生拥有超级生意头脑的老同事的引导下，我们开始买卖凡是能够想到的东西，而且想方设法替手中货物找到合法的出路。

在既可怕又有意识的两个月的努力之后（这些努力的经过值得专门描写一番），我们四个人搬进慕尼黑的一间小房间，它属于一个有势力的波兰委员会，我们在那儿建立了一个信息代理处。后来，凭借我们的集中营文件，我们之中的三个人公平而合法地得到了一个纳粹分子腾出来的舒适的四室一厅的公寓。这个纳粹分子被暂时送往他的亲戚家居住，还被告知为我们留下他的部分家具和宗教绘画。

二

在那个时期，我们都盼望移民，我们四个人都一心梦想尽快逃离欧洲的这个犹太人隔离区，逃到另外一个大陆去，在那儿可以安心学习，可以发财。同时，我们都忙着发疯般地寻找亲人。一个人在寻找妻子，他最后一次见她是在普鲁什科夫，从那儿前往在德国的一个集中营；另外一位寻找在拉文布吕克失散的未婚妻；第三位寻找在华沙起义中战斗过的姐妹；第四位寻找一位少女，他在一九四四年离开吉卜赛人集中营时已经使她怀孕，当时他在一次输送中从比尔克瑙被送往格罗斯—罗森，又送到佛罗森堡和达豪集中营。我们四个人都被共同的狂热攫获，开始寻找我们的家人、友人和熟人。但是，对从波兰来的人，难民和官方办事员们，我们都不太信任，一律采取怀疑的态度，好像他们都带着瘟疫似的。

官方办事员们一般都受到波兰圣十字突击队情报所的关怀。另一方面，难民们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流浪异国的佚名大众之中，虽然有时候他们之中也有一个半个冒出来，成为一方贩卖黄油、袜子、咖啡或者邮票的大王，或者接管某一个前纳粹分子的公司或者工厂；这种情况代表了某种向高一级社会阶层的升迁。

我们受到可以理解的好奇心的驱使，或者也许部分地屈服于波兰加在这位诗人头上的光环和名气的魔力，我们邀请他，还有他的妻子和女友在我们这里逗留数日。那一段时间，我们为圣十字会工作，编辑、印刷和邮寄千千万万的寻人启事；所以，我们的公寓在上午都是空着的。下午我们到河里游泳，晚上写关于集中营的一本书。

这位诗人，还有他的妻子和女友，在属于我们房东的红木合婚大床上休息了好几天，消除了旅途的疲劳。恢复以后，他显示出过人的精力，显示出他极为熟知这个废墟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全部盘根错节的黑市，而且获得了面对滞留异国使用多种语言的乌合之众造成的许多问题的第一手消息。他休息的时候，因为无聊而阅读我们这本书的几个片段，觉得太阴暗，完全缺乏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