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差半步的）。

在《石头世界》这本书里，贝塔最后一次努力使用了诸如节制、隐蔽的隐喻、被掩饰的愤怒等在西方文学里被认为有效的艺术手段。很快他就承认，他对于“艺术”的全部忧虑都是肤浅的。相反，他越是往下走，越是受到赞扬。他以后的作品，可以预料，是喧嚣、激烈、鲜明、偏颇的。因为党的作家们（他入党了）开始争先恐后地努力争取变得容易接近和直截了当，所以文学和宣传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他的写作开始引进越来越直接的新闻报道风格。他放肆恶毒地攻击资本主义，亦即，帝国范围之外发生的一切。他可能会从新闻中摘取关于马来亚战争或印度饥荒的一段新闻，然后加工成为既不是文章也不是快照的东西。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五〇年。从他被盖世太保逮捕以前的日子算起，他有了巨大的变化。他以往的羞怯和勉强的谦恭不复存在。以往他走路稍微有一点驼背，现在挺直身子，显出十足的自信。他显得枯燥，对工作专心致志。一个腼腆的世人变成了一个政治人物。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有名的宣传家。每星期，他都在政府的一家周刊上发表一篇强词夺理的文章。为收集故事，他多次访问东德。一个曾经不求功利地写作的作者，在为某一个事业服务的时候，其作用乃是新闻通讯员不可企及的；他在标题上使用了作家这一职业的全部知识，来杜撰不实的文章用以反对美国。

在观察这位值得尊敬的虚无主义者的同时，我常常想到每一种形式的艺术都像是一个光滑的山坡，想到一位艺术家要花费多么大的努力，才能防止滑落到那立足比较容易的地方。迫使他做出这一番努力的内在指令，就其核心而言，是非理性的。因为拒绝常人非功利的艺术，新的信仰摧毁了这一内在的指令。在描写集中营的小说中，贝塔是一位真正的作家；虽然他对人的全部内在的指令提出疑问，但是他从来没有编造，从来没有想要取悦于任何人。后来他把一个政治分子引进他的写作，于是，像超饱和的溶液一样，他的写作晶体化了，变成了透明的和公式化的。但是，我们不要采取简单化的态度。有许多大作家，例如斯威夫特、司汤达、托尔斯泰，都曾经从政治激情出发发表言论。我们也许可以说，一个作家想要向读者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亦即政治信念，是能够增加他作品的力量的。批评所处时代政治体制的大作家和贝塔类型的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的非顺从态度。他们为反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而行动，而贝塔展开写作必须听从党内同志的赞许。

虽然语言激烈而准确，但是他的文章是十分枯燥和单面向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