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的夜宴，也不构成使用大量牺牲品的大燔祭或对人类罪恶的报复，而是构成了为希特勒分子们制定的目标服务的、组织严密的体系和依照明确目标组成的群体。所以，集中营也不构成加缪所说的人类自古以来熟悉的普通的狂热杀戮，而是达到了更高的阶段：逻辑的屠杀。极权主义制度把这种逻辑推进到了完备的地步，到了历史上空前的规模，到了种族灭绝的尺度。现在，多年之后，这个机制得到了准确的研究：依据档案梳理和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许多科学机构向社会揭示，希特勒分子是如何一步一步把国家推向特殊的状态的，他们推进的这种国家秩序带来何等的后果，如何接近达到完全实现的地步——而博罗夫斯基在没有档案和学者支持的情况下，从第一次亲眼目睹就揭示了这个制度，以自己的目光，展现了这个制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的机制。

但是，除了认识论的价值之外，除了对希特勒罪行逻辑的审视之外，博罗夫斯基的小说还取得了更多的成就。在这里，集中营的悲剧表现得不同于几乎其他全部的文学作品。悲剧的沉重之点转移到了受难者方面。对于博罗夫斯基来说，集中营真正的悲剧不是在于刽子手和遇难者的关系之中：刽子手们甚至被剥夺了相对的理性，他们是希特勒剥削与罪行机器的百依百顺的官员，的确应该送上绞刑架，但是他们还没有资格列入悲剧前列的、有身份的参与者行列。

希特勒有意识的罪行——逻辑的罪行，所达到的最严重的集中营悲剧，乃是践踏受难者的人性、迫使他们以生命的代价屈服，有意识地千方百计地算计亲朋好友。在博罗夫斯基看来，这是集中营最显恶魔恶性的千真万确的悲剧所在。但是，在自己的小说中，博罗夫斯基不注重经常出现的集中营精神崩溃或者病理个案，也不注重并不少见的见义勇为事例；他注重“存活基线”。根据这个规则，他没有把自己小说的人物变成罪犯，也没有变成集中营里的圣徒，而是变成了想要保全生命的人——集中营里的队长、完成职位功能的囚徒，或者干脆就是有经验的集中营化的人——这样的人了解集中营，善于适应控制着集中营的规则。这样的常人在天性上至少不是坏人，而是集中营化的人，他的遭遇构成了《在哈门茨的一天》、《女士们先生们，请进毒气室》、《起义者之死》的实质内容。

博罗夫斯基在自己的书中没有止步于描写集中营的故事，身为作家的他还完成了更加具有冒险意义的下一步。在描写集中营之外生活的小说中，对被占领时期（《告别玛丽亚》）和解放时期（《格仑瓦尔德战役》）他提出了问题：关于在战争现实中被集中营化的这个人，会有人预见，战争结束之后，这个人的档案上会留下什么记录。他就是这样扩展了对于人本主义价值观衰落、人性堕落的诊断的，同时把诊断指向其他的情况，指向更宽阔的时代语境。

博罗夫斯基小说在其纯粹外在的所谓行为主义的描写中，在风格和语言中都是十分彻底的，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强化了这些小说的挑战性质，亦即：作者把自己的名字给予了小说中的诗人队长。虽然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组作品都是巧妙而缜密的文学建构，但是，集中营的过来人博罗夫斯基这样做，却不是偶然的。从他那一方面来说，这是有意识的道德行动。虽然文学形象和他无多少共同之处，但是，与他在诗歌中表达的信念结合起来看，在一定的程度上，他是愿意承担那个时代常人行为中包含的罪责的。他就是这样理解自己的写作任务的，而且在文章中也要求其他人这样做。

《告别玛丽亚》展现了“轻蔑时代”的完全独特的景象（最接近这种景象的是纳乌科夫斯卡的《椭圆浮雕》），招致当时虽然免除了一切说教、却是最严厉的道德论批评。但是这部作品和当时对文学的理解标准是格格不入的。作品引起震动，却几乎没有得到理解。最初的批评文章把人物形象和作者同一化，认为博罗夫斯基自我暴露他本人就是一个集中营罪犯，应该被押到被告席上。另外一种批评现实化对待小说中人物虚构的意识，没有看到作家的评判原则，而把作品看作是不由自主的证实：证实了“死亡感染症”、全部价值观的沦丧、虚无主义。对于描写被占领时期和战争结束时期的小说，有人感到特别的愤怒。在这部作品问世的时候，只有个别的人理解其艺术的繁复特质，看到了其中最本质的事物：与时代之恶展开斗争的特殊方法。

一九四八年，博罗夫斯基的下一部作品出版：一组短小的短篇，题为《石头世界》。作者称这一组短篇是“由二十个独立部分组成的一篇小说”，构成了对于《告别玛丽亚》以特殊视角勾勒的景象的补充。《石头世界》也是对于自己受到猛烈攻击的立场的维护。和前一部作品比较，《石头世界》保持了同样的风格，并且将其运用于短篇小说这种困难形式，而且带来了明显的创新：不再把“塔代克队长”当媒介，脱离了原有的“存活基线”，转移到了更加鲜明的集中营情节（《晚餐》、《施林格尔的死》），更直接地取材于自传素材（《一个真实的事件》等）。博罗夫斯基似乎是想要证明，令舆论大为震动的《告别玛丽亚》，与集中营里实际发生的事、与他亲身经历的事相比较，只不过是相当缓和的景象而已。《石头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