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傅奕的上疏，"闻者悉惊"，纷纷著论反击。释法琳著《破邪论》，释明概著《决对论》，释普应著《破邪论》，他们对于傅奕所持的儒家礼教观点不便直接反驳，主要是针对傅奕个人进行激烈抨击，称其为"阐提逆种，地狱罪人"②。道教人士站在傅奕一边参加论战，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道士刘进喜著《显正论》，对佛教进行驳斥。朝臣也有参予者，太子中舍人辛谞著《齐物论》，支持傅奕对佛教的批评。因而，由傅奕引发了唐初第一次儒、道、佛的论战。

　　2。狄仁杰、姚崇的援佛反佛一些儒家学者、士大夫在反佛的思想论战中逐渐认识到，单凭儒家名教观念直接抨击佛教，成效不大。于是，他们开始采用较灵活立论角度，注重论辩的战术和策略，甚而运用某些佛教教义来否定现实中的佞佛行为，可称之为"援佛反佛"，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狄仁杰（约公元630-700　年），太原人，高宗、武则天时著名贤臣。少时笃好"圣贤书"，后通过"明经"科考而授官，以敢于直言，不畏权势著称。

　　武则天准备造大佛像，狄仁杰上疏切谏。他首先指出，"为政之本，必先人事"，而如今伽蓝（寺院）"穷奢极壮"已超过宫殿，而且数量极多，"里陌动有经坊，阛阓亦立精舍"，且多占有"膏腴美业"，"水碾庄园"，还有"逃丁避罪"之人躲在寺院。狄仁杰运用这些事例试图打动武则天，证明佛教过盛已直接威胁到朝廷权威和利益。接着，他又巧妙地说，"伏惟圣朝功德无量，何必要营大像？"这是在利用武则天的虚荣心。狄仁杰进一步引证佛门之义，"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下济群品，应是本心，岂欲劳人，以存虚饰"。这就是说，佛祖本心是慈悲爱人的，如果为造佛像而劳民伤财，追求的是"虚饰"，违背佛门之旨。

　　这一番陈辞的确打动了武则天，"乃罢其役"①。

　　姚崇（公元650-721　年），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南）人，为武则天、睿宗、玄宗朝著名贤相。

　　中宗时，佛教势力大涨，公主、外戚都奏请度人为僧尼，富户、强丁托庇于佛寺而逃避赋役，姚崇上疏"援佛反佛"，论证比狄仁杰更进了一步。他说，"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这段话言及禅宗要旨。禅宗的真正创始人慧能自唐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　年）正式公开传法，其要旨即是"本

　　①　上引除另注者，均见《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传》。

　　②　《破邪论》卷下。

　　①　《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

　　性是佛"，"见性成佛"，主张不要背诵佛经，不要礼拜佛像，不要布施财物，不要坐禅修行。姚崇就运用这种观点抨击奢侈糜费、追求表面形式的佞佛之举。果然，中宗"纳其言"，下令有司核检僧徒，结果查出"伪滥者"12000　余人，均令其还俗。

　　姚崇在去世前"遗令以诫子孙"，仍然运用佛理批评当世佛教之滥。他说："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①。他认为，世人不明"功德须自发心"的道理，盲目崇信，实际上未获佛教本义和真谛，"可谓大惑也"。可见，姚崇已不是像以往反佛者那样，不了解所要批判的对象，一味采取排斥否定的态度，而是了解了一些佛教理论，有意识地选择禅宗理论作为自己立论的理论根据。禅宗经典《坛经》主张，"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所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②，姚崇所言即与此说一致。姚崇还举出历史上实例来说明盲目佞佛，反受其祸。北齐"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与北周交战而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其蔑如！"本朝的实例也有，中宗"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结果都"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

　　姚崇还认为，奉教关键在于内心体验的道理也适用于道教，他批评道教仿效佛教一些虚浮形式而误入歧途，"道士者，本以玄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敬寻老君之说，亦无过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弥远"③。姚崇与禅宗创始人惠能基本上是同时代人，慧能大姚崇12　岁，先于姚崇8　年去世。可见，姚崇的思想是较敏锐的，对于佛教理论与宗派的动向有一定的注意，因而他关于佛教的见解在儒者及士大夫中是较有新意的。

　　3。辛替否的援佛反佛辛替否，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景龙年间任左拾遗。他的援佛反佛思想也是很有特色的。他有感于中宗时"盛兴佛寺，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的严重社会危机，上疏进谏。睿宗即位后，"为金仙、玉真公主广营二观"，辛替否时为左补阙，又上疏切谏。二疏都保留在《旧唐书》卷一○一本传中，主要表达了以下观点：第一，佛教"以清静为基，慈悲为主"，因而信奉佛教者应当"体道以济物，不欲利己以损人"，也就是要去除个人私欲，不能为个人"荣身"而"害教"。他认为，当前社会上的佞佛行为就违背了佛教的最基本教义。例如：掘山穿池，驱人劳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