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方式、结论都不允许与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发生冲突。事实上，刘知几的"求鉴"有两层含义：一是求真，追求治学的客观与严谨，期望得到真知灼见，然后服务于国家、人生。二是坚持功利性，宣扬封建礼教，使学术研究为封建秩序的稳定服务，不容许彻底求真。由此而形成刘知几两条批评准则--求实录与扬名教。

　　下面，分析一下刘知几如何在史学批评中贯彻这两个原则。

　　《史通》所论，以能否真实反映客观史实作为判定史家、史书优劣的准绳。他认为，史家写史要象镜子照物那样真切，"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这一精神在对史学各个环节的论评上，均得到突出体现。诸如，论史家标准则云"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①；论史书楷模则云"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必彰，真伪尽露"②；论史料汇辑则云"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③；论偏记小说则云

　　①　上引均见《史通·惑经》。

　　②　《史通·申左》。

　　③　《史通·史官建置》。

　　"皆记即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④。论史料选择不当则云"持彼虚词，乱兹实录"⑤。论题目不当则云"考名责实，奚其爽欤！"⑥论叙事文饰则云"欲称实录，其可得乎！"⑦另外，《史通》在批评中使用"审实"、"故实"、"摭实"、"寻其实"、"名实"、"犹实"、"失实"、"不实"。。，亦相当繁多。还经常使用与求实意义相类的词语，如"有惭董、史之直"，"语实周赡"，"直道而行"，"直而能婉"。。等等。

　　求实，是中国史学批评自诞生以来就有的优良传统之一。孔子是可以考见的最早进行史学批评者，他就称赞董狐为"古之良史"，因其记事"书法不隐"。以后，求实与否一直是评骘史家、史书的重要标准。《汉书·司马迁传赞》在评论司马迁《史记》时指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此语一出，遂成为后世史学批评之圭臬。但是象刘知几那样将实录强调得非常细致和系统，则是前所未有的。

　　"扬名教"，是刘知几所遵循的另一个批评准则。所谓名教，就是以正名分为主的封建礼教，主要内容为"三纲"、"五常"。刘知几生当佛教、道教空前兴盛，并对儒家思想造成巨大冲击之时，大力强调史学必须"激扬名教"。他很严厉地批评近代以来一些史书未按名教标准评述历史人物，违背了教化世人、惩恶劝善的编撰目的，"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①他在评论史家标准时亦提出了名教标准，"史官之责也，能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②。论史书楷模亦云："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③。"昔夫子修《春秋》，吴楚称王而仍旧曰子，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④。批贬史书也是责以名教标准，认为《史记》中的本纪，"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⑤。批评《北齐书》、《隋书》沿用旧史文字，谓数名忠臣义士为叛逆，"书事如此，褒贬何施？"⑥《史通》在评论史家、史书时，尤为强调其政治立场和观点是否妥当，评论结尾经常是这类句子，如"惩恶劝善，其义安归"。"何以申劝沮之义，杜渝滥之源者乎！"⑦"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⑧。

　　有些史书尽管所载内容荒芜，但刘知几亦因其有益于名教而予以肯定，《杂述》篇认为，"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

　　但刘知几亦认为治史者不可轻施褒贬，"昔尼父裁经，义在褒贬，明如④　《史通·杂述》。

　　⑤　《史通·暗惑》。

　　⑥　《史通·题目》。

　　⑦　《史通·鉴识》。

　　①　《史通·曲笔》。

　　②　《史通·品藻》。

　　③　《史通·六家》。

　　④　《史通·称谓》。

　　⑤　《史通·六家》。

　　⑥　《史通·因习》。

　　⑦　《史通·称谓》。

　　⑧　《史通·杂述》。

　　日月，持用不刊。而史传所书，贵乎博录而已。至于本事之外，时寄抑扬，此乃得失禀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谈何容易，可不慎欤！"①这是由于刘知几向来认为史才罕见，如史识不足，则褒贬易误，因此，虽评论需注重名教标准，但施加褒贬则需慎重。

　　求实录与扬名教，这两大批评准则贯穿于《史通》的思想体系。那么，它们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首先，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限制关系。

　　从求实录方面来说，求实原则并不能无所顾忌地坚持到底，要限制在名教许可的范围之内，不能对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构成威胁。如《史通·曲笔》云："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以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这样，名教原则挡住了求实原则彻底贯彻的路径。从扬名教方面来说，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