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关于传统思想文化的研讨出现了多元的趋势。宪宗时，李肇对代宗以来学术的变化有过一段简要概述，表明各专门之学的发展：大历以后，专学者有蔡广成《周易》，强象《论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施士丐《毛诗》，刁彝、仲子陵、韦彤、裴茞讲《礼》，章廷珪、薛伯高、徐润并通经。其余地理则贾仆射，兵赋则杜太保，故事则苏冕、蒋乂，历算则董和，天文则徐泽，氏族则林宝。②其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学，本章后两节专叙。"兵赋则杜太保"，指杜佑所纂《通典》，第八章详述。"氏族则林宝"，乃林宝所编《元和姓纂》，是一部姓氏谱。苏冕"缵国朝故事"编为《会要》40　卷，书虽失传，但基本内容都被采录入《唐会要》一书。贾耽的地理书，只有残篇传世。其它，则已不传。

　　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代宗到宪宗之际，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如经学、社会学（杜佑《通典》）、地理学、历史学、姓氏学以及天文、算历等，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甚至是突破性的进展。这应当说是社会变动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在新观念的带动下促进学术文化发展的结果。

　　其中的经学研究，除《春秋》而外，现今只知施士丐、仲子陵的成就"最卓异"。施士丐（又作匄），"兼善《左氏春秋》"，后来唐文宗以其为"穿凿之学，徒为异同，但学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仲子陵治《礼》，"以文义自怡"①。从上述对此二人的评语，显然都是重义理的。如果这种猜测不误，便可以认为：自代宗始，经学研究出现新趋势，普遍脱离此前的章句之学。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官方经学思想，受到猛烈冲击。李肇所叙代宗之后各专门之学，包括儒家各主要经典的研究，都在进行新的探索，表明传统的儒学思想、经学思想，即官方统治思想的基础，正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

　　禅宗思想日渐深入人心，传统的思想正在全社会的反思中寻找出路。宪宗时的学者刘肃对上述状况，大为感叹道：贞观、开元述作为盛，盖光于前代矣。自微言既绝，异端斯起，庄、列以仁义为刍狗，申、韩以礼乐为痛疣，徒有著述之名，无裨政教之阙。圣人遗训，几乎息矣。②"圣人遗训，几乎息矣"，正是当时官方统治思想"危机"的真实写照！2。反思中的困惑安史之乱长达8　年，皇帝由玄宗经肃宗过渡到代宗。宝应二年（763　年），史朝义传首京师，战乱终告结束，最高统治集团开始反思。

　　①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

　　②　《唐国史补》卷下《叙专门之学》。

　　①　《新唐书》卷二○○《啖助传附施士匄、仲子陵传》。

　　②　《大唐新语》卷末《总论》。

　　最初的反思，是从一年一度的贡举制度入手的，亦即从思想教化方面寻找致乱的原因。这年六月，礼部侍郎、主考官杨绾以为："国之选士，必藉贤良。盖取孝友纯备，言行敦实，居常育德，动不违仁。""夫如是，故能率己从政，化人镇俗者也。"而近世"争尚文辞，互相矜炫"，"其道弥盛，不思实行，皆徇空名，败俗伤教"。"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长老，以此垂训。"其结果，使"太平之政又乖矣"。为此，主张"依古制"，县令察孝廉，取德行著于乡闾、学业知经术者，荐于州；刺史试其所通之学，送于尚书省。朝廷择取贡士，必通一经，对策皆"古今理（治）体及当时要务"，上第即授官，中第得出身，下第则罢归。杨绾希望，"数年之间，人伦一变"，使"居家者必修德业，从政者皆知廉耻"，认为"教人之本，实在兹焉"①。这是试图以科举取士为导向，"教人"恪守伦理纲常，用以维系不断受到冲击的统治思想。

　　代宗认为这的确是思想文化领域内的重要议题，便下诏诸司通议。给事中李栖筠、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等所议，与杨绾颇多共同之处。贾至的奏议，最具代表性。其议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则文与忠、敬，皆统人之行也。""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词以观行，则及词也。"如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而不穷旨义"，"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惟择浮艳"。接着，便将"浮艳"取士之风与治乱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乘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由是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者矣。渐者何？谓忠信之陵颓，耻尚之失所，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①在这一关于科举制度的辩论中，普遍感到了"末学驰骋，儒道不举"的状况。因此，大都主张改变有"诱导之差"的"取士之术"，恢弘儒教，复振经术之学，使"礼让之道弘，仁义之道著"，"逆节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摇也"。

　　然而，思想文化问题并不像杨绾、贾至等人想的那么简单。已经实行了一个半世纪的进士科举，岂是一道诏命可以废止的！改变"末学驰骋，儒道不举"的现状，更不仅仅是科举取士有"诱导之差"的问题。结果是，议论虽佳，却行不通。试图通过科举取士来"诱导"风化，恢弘经术，复振儒学，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