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于孝；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上言，依于仁；与人下言，依于礼。佛教儒行，合二为一"①。可见，这个僧人对于儒家之忠孝仁礼之说，运用得是较娴熟的。僧人还大加宣传"目连救母"的故事和《大方便报恩经》，证明佛教也讲孝道。

　　也有很多僧人潜心学习掌握了儒士的传统技艺。中晚唐出现不少文僧、诗僧、琴僧、草书僧，他们与儒者、士大夫广泛交游，往往建立起颇深的友情，这样也促进了释、儒思想义旨的理解沟通。

　　2。佛教的中国化--禅宗中唐以后，禅宗大盛。其影响所及，上至唐皇室、士大夫，下至儒生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热衷于谈佛论禅者比比皆是。禅宗，确切地讲是禅宗的南宗，将佛教传播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其它佛教宗派在禅宗面前黯然失色，天下佛寺也渐渐地多为禅宗据有。

　　为什么禅宗有如此强劲的发展势头呢？其主要原因在于，它对本系外来的佛教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倡导一种极为简易的修行方式，其观点与儒、道意蕴多有相合之处，因而能迅速风靡天下。不过，禅宗在将佛教推向发展高峰之时，也给佛教造成深深的内伤。

　　禅宗原自印度传入，在中国的初祖为菩提达摩，因以"禅定"概括本派的修习而得名，自称"传佛心印"，倡静坐凝心专注观境。达摩本人以身演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如此"壁观"达九年之久。可见，达摩所传乃"渐悟"。而南宗创始人慧能则自称"顿门"，倡"顿悟"。南宗代表性的经典《坛经》（法海本）开头即言："说通及心通，如日至虚空，惟传顿教法，出世破邪宗。"鲜明表示出在修行方法上破旧立新的主旨。《坛经》认为，人的心性本静，佛性本有，"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因而修习只需"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慧能举出自己在五祖弘忍处"顿悟"的例证来说明此法是切实可行的，"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伍（悟），顿见真如（佛性）"。所以南宗主张，觉悟无需外求，"一悟即至佛地"，可以不读佛经，不拜佛像，不立文字。这种修习方式比起佛教其它各宗的繁复修习方式，实在是既简易又快捷。

　　这种改造后的禅宗很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第七章已叙及，中唐"安史之乱"是唐盛极而衰的分界线，地方藩镇称雄，内廷宦官干政，外朝"朋党"相争。士大夫的仕途及身家性命都面临着不可预测的风险，儒生求取功名的传统道路也因政治昏乱平添诸多阻碍。各阶层人士也因政治、战事、割据等引起的社会震荡而对前途及命运产生危机感。禅宗所倡的简易成佛方法则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心理安慰。人人具有佛性，因而世人是平等的；可以不出家，

　　①　《宋高僧传》卷十四《法慎传》。

　　不读经，"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儒士及士大夫在失意之余或为求心灵宁静，在禅学中寄托心志，与禅僧谈苦论空，不失为一种精神解脱方法。即便是穷奢极欲的名门豪富，也可通过极便捷方式"修心"，"见性"，立地成佛，求得心理平衡。

　　禅宗学说与中国固有的某些儒、道、玄观点有内在相通之处。"顿悟"

　　的基点是人心中本有善性，识得本心便"见性成佛"，儒家性善论，可为此说的注脚。禅学与庄子学说也有相合之处，"人们常常把庄与禅密切联系起来，认为禅即庄。两者确乎有许多相通、相似以至相同处，如破对待、空物我、泯主客、齐生死、反认知、重解悟、亲自然、寻超脱。。等等，特别是在艺术领域中，庄禅更常常浑然一体，难以区分"。当然，"两者又仍然有差别，这差别倒正好展示出中国思想善于在吸取和同化外来思想中获得丰富与发展"①。

　　由于禅宗宣称佛不在外，佛在心中，因而"顿悟"之人就可以自称为佛。推广开去，修行者不必在佛寺，在家亦可；造寺、布施、念佛等等，都没什么必要。慧能的继承人更进一步发展"心外无佛"的观点，达到"呵佛骂祖"地步，连佛与传统佛教都要扫除了。天然禅师（慧能四世法孙）在冬日取暖竟烧木佛。义玄禅师（慧能六世法孙）反对求佛，他说："你若求佛，即被佛魔摄你，你若求祖，即被祖魔缚你，你若有求皆苦，不如无事"。有的禅师则宣传自立自强，反对唯外来佛教是从。宣鉴禅师（慧能六世法孙）说："老胡（释迦牟尼）经三大阿僧祗劫，即今何在，活了八十年便死去，与你有什么分别，你们不要发疯受骗"。

　　但这种情况如发展下去，必定将整个佛教连同禅宗一起否定。禅师怀海制定《禅门规式》（《百丈清规》），不采天竺传来的烦琐戒律，建立中国式的新佛门戒律，重新鼓励僧人坐禅，并破天荒地要求僧人参加生产劳动，"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柳宗元的《百丈碑铭》称赞已中国化的佛门戒律与儒家礼义相合，"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由于这种新戒律有助于佛教及禅宗的生存与稳定，遂在全国各寺院推广。宋代理学大师程颢以僧堂威仪济济，伐鼓考钟，内外静肃，一坐一起，并合清规，叹为三代礼乐尽在此中。这是佛、儒结合的形象写照，说明佛门清规是依据儒家礼仪改制的①。

　　3。佛教对道教的借鉴佛教天台宗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