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塑密切配合，浑然一体，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宝库。

　　受佛教文化熏陶至深的唐代大诗人王维，首创中国水墨山画。他的山水画精炼、淡雅，富有诗的意境，散发着禅旨逸趣，被称为山水画南派之祖，对后世的水墨山水画影响深远。

　　隋唐壁画的兴盛，与佛教的兴盛有直接的联系。

　　印刷术方面。中国秦、汉时仅有石刻印刷，而没有雕版。随着佛学经典的大量涌流，隋代时为适应佛学教义传播之需要，开始产生了佛教雕版印刷术，但属覆印而非仰印。唐初开始发明雕版仰印。玄奘西行回国后曾大量印刷佛像，唐朝后期雕版仰印的应用逐渐推广，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歌已被大量印卖于市，雕印的历书已在民间广泛流传。唐末，成都已经大批印书，并且成为全国印书业的中心。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刻印于唐咸通九年（公元868　年）的《金刚经》，可惜被盗往伦敦。至于国内现存的最早印刷品，是在成都东门外晚唐墓中出土的《陀罗尼经》。

　　佛教对隋唐文明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大致表现为上述几个方面。另外，隋唐王朝与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印度、伊朗等国）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多以佛教为连接线，对隋唐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也有一定的影响。

　　五、道教的兴隆道教是中国封建社会土生土长的汉民族固有的宗教。自东汉张道陵创教以来，经南北朝，在隋唐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从而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

　　（一）皇室崇道情况隋唐时期，尤其唐代，是道教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之一。而道教的发展和繁荣首先是与历代的皇室崇道分不开的。他们之所以崇奉并扶植道教，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利用，信仰居于次要地位。首先，他们利用道教神灵来制造皇权神授舆论，以达到神化皇权和神化帝王的政治目的。其次，他们利用道教来抑制佛教势力的发展。第三，他们利用道教的劝善惩恶教义来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以便愚弄人民和安定社会秩序。第四，他们利用道教的清静无为思想来作为治国之策和养生之道。第五，他们利用道教的所谓神仙方术以求长生不老。显然，历代帝王大都实行尊崇道教的政策，其用心是十分明显的。

　　隋唐时期，帝王们为了求得长生不老和长久巩固的统治，都大力扶植和尊崇道教。

　　隋皇建国之初，隋文帝杨坚利用道教编造"受符之命"，为他篡夺北周政权制造舆论。道士张宾、焦子顺等揣摸其意，密告以"受命之符"。杨坚即位后，重用张宾、焦子顺等，并尊道士焦子顺为天师，专为焦子顺在皇宫附近建造五通观。隋炀帝杨广即位亦尊崇道教，曾拜著名道士王远知为师。又迷信金丹，企求长生不死。

　　唐王朝在崇道方面，较之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唐高祖李渊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以达到其政治目的，自称是老子李聃的后裔，认定老子为李家宗祖，欲借道教的神威来抬高李家的权威，因而对道教倍加推崇，并于武德八年（公元625　年）到国子监正式宣布：道教第一，儒学第二，佛教第三，从而确立了道教在唐朝的特殊地位。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神化唐王朝和鼓舞军心，编造老子降灵的政治神话，尊老子为"圣祖"和"太上老君"，并在老子的故乡建造太上老君庙，又在各地增建道教宫观，并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年）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地位在僧尼之上，这就抬高了道士的社会地位，促使了道教的发展。唐高宗于乾封元年（公元666　年）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老子之母为"先天太后"，命王公、官僚和举人皆习《老子》，又敕道士隶宗正寺、道士行立序位在诸王之次。景云元年（公元710　年），唐睿宗女儿西宁公主和昌隆公主出家入道，睿宗下令为她们兴造奢丽的金仙道观。

　　将崇道活动推向自唐以来最高潮的是唐玄宗，在他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中，自始至终地崇奉道教，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崇奉道教的皇帝。他对《老子》思想十分推崇，认为它在六经之上，为百家之首，是自古以来最高深、最根本的理论。所以，唐玄宗时期《老子》一书被尊为《道德真经》，是王公大臣和贡举人的必读之书。唐玄宗还亲自注释《道德真经》，颁之全国，下诏要求"士庶家藏一本，劝其习读，使之指要。"为了同佛教的四大菩萨相对，玄宗又封道家的庄子、列子、文子、庚桑子为四"真人"，其著作为"真经"。他召群臣于宫中，令玄学博士讲授《老子》，命贡举人加试《老子》策，又令各州县推荐对《老子》、《庄子》、《列子》等有研究者，由玄宗亲试后予以奖赏。并下诏，道士女冠隶宗正寺，视道士为皇室同宗，又设崇玄馆，令天下应科举之试子习老庄等道书。由于唐玄宗的崇道，朝廷内外，道教大兴。唐玄宗的崇道活动在其统治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不仅每晚对老子顶礼膜拜，而且不断地给老子封爵加号。天宝二年（公元743　年）给老子追尊号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天宝八年（公元749　年）加封为"大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宝十三年（公元754　年）又加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并下令各地建造玄元皇帝庙，塑老子像于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