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地区。在隋唐王朝控制的范围内，生活着突厥、回纥、契丹、靺鞨和西域各族等许多民族。与隋唐同时，我国西部青藏高原兴起了强大的吐蕃王朝，西南边疆到唐中期以后则有南诏国的崛起。

　　隋唐时期我国各族人民都对中华文明以至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突厥在公元6　世纪兴起于今新疆东北部，至公元8　世纪中叶，长达二百年之久，对中国以至世界的历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兴起于8　世纪的回纥，东极室韦（今额尔古纳河一带），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势力日益强盛，并长期与唐朝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吐蕃在7　世纪一跃而成为一个强大统一的王国。至于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由靺鞨人建立的渤海，号为"海东盛国"，与各族文化交流极为频繁，是东北各族中文化最先进的民族之一。这一时期，我国各民族相互交流，彼此同化与融合，正像民族学家所说，创造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的繁盛文化局面。各族习俗的相互影响和融合　隋唐时期，我国各民族在习俗上则相互影响和互相融合。在唐朝大一统的社会里，"蕃风"、"汉俗"并行不悖。一方面，少数民族中人沿着汉化的基本方向迅跑；另一方面，传统的大汉族意识受到时代的冲击。唐代汉人习俗的"胡化"，已经有许多专门论说，这里就不再赘述。至于胡人"汉化"，则可举例证亦甚多。西北边疆地区不少"胡人"入居中原，许多蕃将入籍长安和死葬京郊，他们的后代也长期在内地长留下去，逐渐演化为地道的中原居民。比如，东突厥被唐朝击败后，其首领以下居长安的近万家，他们都在长安有唐政府赐给的美田宅第，死后就近葬在近郊。有的突厥首领在长安既居后再也不愿离开唐朝，阿史那忠被遣返突厥故地当右贤王时，他竟然"思慕中国，见使者必流涕求入侍"。最有说服力的是契苾何力，这个草原铁勒部族的后代，在京师几年后，已经具有很高的汉文化水平。有一段记载是很有意思的："司稼卿梁孝仁，高宗时造蓬莱宫，诸庭院列树白杨。将军契苾何力，铁勒之渠帅也，于宫中纵观。孝仁指白杨曰：\'此木易长，三数年间宫中可得阴映。何力一无所应，但诵古诗云：\'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意谓此是冢墓间木，非宫中所宜种。孝仁遽令拔去，更植梧桐也"①。契苾何力婉转地提出不同意见，对中国古诗如此熟悉，至于脱口成章，不能不使人惊服他高超的汉文化水平。由此可以看到当时"胡人"、"蕃人"汉化的深度。契苾何力对中国古老的礼俗也数若家珍。有一次唐太宗想拒绝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的请婚，但又不便明言。这对契苾何力向唐太宗献计说："臣闻古有亲迎之礼，若敕夷男（即真珠可汗）使亲迎，虽不至京师，亦应至灵州，彼必不敢来，则绝之名有矣"①。看来契苾何力对中原古老的传统婚礼仪式之繁缛，是了如指掌的，所以才

　　①　《隋唐嘉话》卷中。

　　①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

　　对唐太宗提出这样使婚期延长的主意。果然，夷男因为唐朝的婉然绝婚，内部矛盾纷起，不一二年，薛延陀便因内讧而亡了。玄宗时著名蕃将哥舒翰出自西突厥突骑施别部，但他的汉学根底却很深，"好读《春秋左氏传》及《汉书》，疏财仗义，士多归之"。他的家族，不是"以儒闻"，就是"茂才高第"，俱俨然中原汉君子矣②。

　　从上述情况看，在统一的隋唐王朝生活的各族，汉族有许多习俗趋于胡化，少数民族不少人也渐习华风，这是民族融合的一大趋势。当我们分析到这一时期各边地各族的特殊民族习俗时，也不能忽略另一面。在这里，我国民族关系的核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便更为明显了。

　　②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五《哥舒翰传》。

　　（二）突厥习俗特点及与汉族的融合突厥的尚武习俗　突厥是北朝和隋唐时期活跃在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突厥民族的习俗特点是尚武，有些习俗是在中原所罕见的。

　　突厥尚武习俗之一是对狼的崇拜，"以狼为图腾"。《新唐书·突厥传（上）》记载着："牙门树金狼头纛，坐常东向"。说明北朝时和隋唐时的突厥都以狼为自己的标志。在古突厥文献和《北史》的记述中，突厥人把狼看成是勇敢和美德的化身。突厥人还崇尚鹰的横空飞掠的精神。古突厥文献有一则描写道："我，带有黄金双翼的猛禽。。我捕捉我合意的东西和我喜爱的东西，因而强有力。"①这种对鹰的歌颂，对强者的歌颂，其用意和目的与对狼崇拜是一致的，正是游牧民族尚武习俗的特点。

　　突厥人的尚武习尚还表现在他们勇武好战，以杀敌为荣的民风。《北史·突厥传》记载突厥为逝者安葬的仪式："葬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剺面，如初死之仪。。常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这里明白指出"剺面"是为了表现死者勇敢牺牲的气概，墓前立石也是为了表现他的战功。这些突厥民族的特殊丧葬习俗，都是突厥尚武风习的表现。

　　突厥习俗的原始性　突厥风俗的第二特点是它的原始性。由于突厥是一个在公元6　世纪中叶才刚刚兴起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