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第二年"授吉甫为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元和九年（公元814　年）暴病身亡。李吉甫一生论著甚多，在地理学方面，先后撰有《十道图》、《河北险要图》、《淮西地图》、《元和郡县图志》等。《元和郡县图志》40　卷，目录2　卷。现存34　卷。是李吉甫晚年（公元813　年）当宰相时，向宪宗皇帝献上的一部全国总地志。内容记述了全国十道所属各府、州、县的沿革、境域、山川、道里、户口、贡赋、古迹等。"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47　镇，成40　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元和郡县图志序》）。南宋时，图尽散失，遂改称《元和郡县志》。李吉甫在编撰《元和郡县图志》时，总结了前人所撰地志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正如他在《元和郡县图志序》中指出，过去所撰地志"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在此基础上，他作了改进。一是注重了当今要素的记载，注意了数据的真实准确，在书中多用数字表达，是这一部志书的显著特点。二是摒弃那些注重"丘墓"、"鬼神"的做法，虽然他有时也不免落入神话故事的圈套，但还是保持住了方志编写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三是注意军事要素的记载和绘制，把方志的编写和军事政治紧密联系起来。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这些在当时都是进步的。正是由于李吉甫的努力，尽管到南宋时其中图已亡佚，后世仍然对它有很高的评价，不仅因为它是魏晋以来现存最早的全国总地志，而且由于它所记载的"州郡都城山川"都有据可查，"无不根之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称其"体制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可见它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后来编纂全国总地志的范本。在世界地理史上也是一部杰出的地理著作。

　　方志的编写，发展到隋唐时代，不仅体例日趋完善，而且地理内容也较过去增多，尤其是附之于图，达到了图文并茂的程度，是方志编撰走向成熟的标志。

　　除方志著作外，隋唐时期在其它一些著作中也多有地理性专篇，如杜佑的《通典》，成书于贞元十七年（公元801　年），全书200　卷，列八门，地理门有《州郡》、《边防》两篇。《通典·州郡》而打破了历代正史地理志偏重于本朝的局限性，叙述各行政单位在前代的沿革，一般追溯到春秋战国。可称得上是我国最古老的沿革地理篇章。《通典·边防》篇从历代史书的四夷传采集资料，突出边防作用，这在当时也是别开生面的。

　　（二）制图学的创新西晋时的裴秀创"制图六体"，是我国古代制图理论的光辉成就，深深影响着后世的制图学。自裴秀以后，直至隋代对这一理论还无人问及。这一时期，常见的就是所谓图经、图记的发展。隋唐之际，有一种分野图，如《二十八宿分野图》、《周易分野新图》等，这些图已经佚亡，内容如何不能得知。另外有隋高唐尉李播，因官场不得志而为道士，撰有《方志图》10　卷，李播的孙子李该撰有《地志图》，还有吕才受唐太宗李世民之命撰有《方域图》等。据考证，这些带有地志性质的地图，虽画有山川河流，但不同于一般地图，而是一种与道教及历法有关的地图。因为这些作者本人不是道士就是天文星象学家，他们因为"郡国沿革名称屡迁，遂今后学难为凭准"（《旧唐书·天文志》），试图用天象来固定州县的位置，因为没有科学依据，自然滑入歧途，所以也没有实用价值。

　　唐王朝建立后，国力重振，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制图学的发展添注了动力。除经志著作继续发展外，图与经志分野的局面逐渐形成，裴秀的制图理论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一些较好的以裴秀制图理论为指导的地图。

　　唐贞观十年（公元636　年），唐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十道图》。这是典型的唐代行政区划图，据《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唐代有三种卷本的十道图。第一种是长安四年（公元704年）绘制的《十道图》12　卷；第二种是开元三年（公元715　年）绘制的《十道图》10　卷；第三种是元和八年（公元813　年）李吉甫所绘的《十道图》。这些十道图大体都有山川、户口、赋税、行政区划、文武官员数字、薪俸以及各州郡疆域、政治纲领等，完全是适应政治上的需要，为中央实施各种政令的要求而绘制的。五代时，这种图还仍作为官绘地图而使用，凡政制有变，图也随之修改。如《五代会要·选事上》记载：同光二年（公元924　年）"史部三铨下省，南曹废置"，特令左丞崔沂等人修定《十道图》。晋天福二年（公元937　年）"尚书吏部奏，清泰三年创造以上三县，欲编入《十道图》。"直到南宋的《直斋书录解题》一书，仍然著录有《十道图》，足见它至少流传了3　个世纪，对巩固和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后因宋代的大行政区不再以"道"分，遂改为"九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