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针等9　针补泻之法。

　　按摩科设按摩博士1　人、按摩师4　人、按摩工16　人、学生15　人。主要学习消息导引之法，即以按摩推拿的技术治疗风、寒、暑、湿、饥、饿、劳、逸等"八疾"，并且能够对损伤折跌等伤科作正骨处理。

　　咒禁科，设咒禁博士1　人、咒禁师2　人、咒禁工8　人、学生10　人。主要学习用祈祷咒禁的方法驱除邪魅，显然这是封建医学教育的局限性。

　　除此而外，太医署还设有药学部，有药园三顷，招收一定数量的学生，学习药物的栽培、采集、炮制、制剂、使用等方面的知识。

　　唐代虽然设立太医署从事医学教育，但这种培养人才的制度，主要还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广大人民的疾苦，仍然靠民间医生，而民间医生的成长，主要靠师徒相传和个人经验的积累，这是我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中医药发展的主要源泉。

　　除太医署外，唐代在各州府还多设医学，设医学博士掌其事，但规模和数量都远不及太医署。及至五代，因为军阀割据，他们的典章制度多未创设而沿袭旧制，值得提出的是后唐清泰年间（公元934-935　年），除置药博士、医博士之外，并设有"翰林医官"之职。宋以后改太医署为太医局，并设翰林医官院。

　　唐代对公共医药也比较重视，朝廷每年给药以防民疾。如开元十一年（公元723　年），玄宗亲制开元《广济方》5　卷，颁示天下。天宗五年（公元746年）又令郡县长官就《广济方》中选其切要者，于村坊要路处榜示宣布。贞元十二年（公元796　年），德宗又亲制《贞元集要广利方》5　卷，586　方，颁于州府，题于通衢，以疗民疾。据《唐会要·卷四十九·病坊》记载：唐还在各州郡设立"悲田坊"和"养病坊"，前者为佛教徒私人组织，后者为政府设立。专门收容穷苦病患者，收养治病。所谓"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后来因管理不善，悲田坊制度遂告废止，只在全国寺院设立养病坊。同时，唐政府还制定了严厉的医药律令，惩处医疗事故和欺诈现象。《唐律》规定："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铖（chéng　音成）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杀伤人者如之"（《唐律疏议》卷二十六。）

　　（二）古医籍的整理和研究隋唐时期，医药事业的发展，促使一些医药学家开展对古医籍的整理研究工作。《黄帝内经》一书，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文字古奥，其中错讹较多。齐梁时期的全元起，曾对《内经·素问》作过校注，但其书已佚。现存最早的《内经》注本，是扬上善编注的《黄帝内经太素》30　卷。扬上善（约公元6-7　世纪），隋大业中（公元605-616　年）曾任太医侍御，唐时又为通直郎，太子文学及太子司议郎，精于医和老庄之学。当时他有感于《内经》之繁杂，读之茫于津涯，从事对《内经》的《素问》、《灵枢》两篇的整理工作。在校注的基础上，他把《素问》、《灵枢》的162　篇全部拆散，按其内容的不同性质，归纳为摄生、阴阳、人合、脏腑、经脉、腧穴、营卫气、身度、诊候、症候、设方、九针、补养、伤寒、寒热、邪论、风论、气论、杂病等19　个大类，并于每一大类下分若干小类。编撰成《黄帝内经太素》一书。这种对《内经》的分类研究，扬上善是第一人。经扬上善的努力，不仅加强了原书的系统性，而且对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先导作用。《太素》一书，历来为研究《内经》的学者所重视，不仅因为它保存了《素问》、《灵枢》的内容，而且因为他对《内经》的注释考订科学正确。《太素》一书著成后，到宋代就已残缺不全，后来便散失不见了。清代藏书家扬惺吾东渡日本，在日本的仁和寺发现该书唐代的抄本，使该书得以留存。日本丹波康赖编撰的《医心方》曾引述了扬上善的注释，可见该书在日本曾产生相当影响。

　　这一时期，整理注释《内经》贡献最大的是王冰。王冰，唐代医学家，自号启玄子，曾任太仆令。约生活于唐景云、贞元年间（公元710-804　年），早年笃好养生，酷嗜医学，精勤博访，曾师事于郭子斋堂。当时他有感于传至唐代的《内经·素问》一书，篇目不全，纰漏甚多，而且内容混乱，影响研究和使用。遂决定对《素问》一书整理注释。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收集参考了当时许多注释《内经》的著作，进行反复的校对，加以重新编排，注释，并根据先师张氏所藏秘本，补齐了《素问》所缺的第七卷，先后费时12年，撰注了《注黄帝素问》一书。这是继全元起（齐梁时期）之后又一次整理和注释《素问》，世称《次注》，对中医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注黄帝素问》一书合计24　卷，81　篇。王冰在书中序言中说明自己校注的方法：一是分类别目，所谓"篇论吞并，义不相涉，阙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名目以冠篇首"。二是迁移补缺，所谓"其中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三是加字明文，所谓"篇目坠缺，指事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