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归还本主，由此搜得不少异书。灭陈后又得一批江南图书。分散的书籍集中在朝廷。当年周武帝时，积累书籍已满一万卷，灭齐得新书五千卷。如今共有三万七千余卷，含重复本达八万卷。隋文帝又使人总集编次，称为"古书"。选工书之士，补续残缺，写出副本，与正本同藏宫中。隋炀帝时，又将儒学经典加以整理分类，分为甲、乙、丙、丁四组，分统于经、史、子、集四类，成为后来史籍分类的正统方法。炀帝将所有书藏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东厢藏甲乙，西厢藏丙丁。殿后起二台，东为妙楷台，藏魏以来书家手迹；西为宝台，藏古画。

　　隋朝又借全国统一，积极促进南北儒学的合流，使儒学中的"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的不同特点逐渐融合。这是经学教育的一个重大改革和发展。

　　由于隋文帝积极振兴教育，一度出现了学术与文化的昌盛景象：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问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于四方，皆启黌核。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隋书·儒林传序》卷七十五）

　　同时，隋文帝还注意搜罗儒术人才，用重礼聘请，许以高官厚禄，把著名的儒士都集中于京都。

　　文帝一面崇儒，一面兴学，自京都至州县均设学校。文帝还亲至国子学参加释奠礼（开学典礼），奖励国子生，考选国子生为官。开皇三年（公元583　年），下令劝学，强调设学施教是立国为政的首要任务，进行礼义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589　年统一全国之后，又令所有学校都要勤训导、严考课。

　　但终隋之世，儒者的地位在统治者心目中始终没有能真正提高。《隋收·儒林序》说，汉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多鄙俗。原因是"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开皇初年，隋文帝曾令国子学保荐学生四百余人，考试经义，准备选取一些人做官。由于应考诸生所据经说有南有北，博士无法评定高低，始终未得解决。此后，大概不再举行考试，儒生的出路便几乎断绝。隋朝最著名的儒生仅刘焯，刘炫二人。刘焯因计较束脩（学生交纳给老师的学费），声名不佳；刘炫曾借隋炀帝购求书籍之机造伪书百余卷，骗取赏物。所谓巨儒必鄙俗，不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