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导致了学风的更为严重的颓坏。

　　针对这种情况，从开元八年（公元720　年）到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唐代统治者又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三次较大的调整。开元八年，强令性地规定举子必须通习《周礼》、《仪礼》、《公羊》、《榖梁》四经，参试之时，"帖十通五，许其入策"（《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企望达到"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的效果，保持传统儒学流传不坠。开元十六年（公元728　年），又规定："自今已后，考试者尽帖平文，以存大典"，同时规定对明经习《左传》、《周礼》、《仪礼》、《公羊》、《榖梁》者加以优奖，"出身免任散官"（《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开元二十五年，又对考试方法作了更详细的新规定："其明经，自今已后每经宜帖十取通五已上，免旧试一帖，仍案问大义十条，取通六以上，免试经策十条，令答时务策三首，取粗有文性者与及第。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例，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策，考通与及第。其明经中有明五经以上，试无不通者，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听进止。其应试进士等唱第讫，具所试杂文及策送中书门下详覆。其所问明经大义日，仍须对同举人考试。"（《册府元龟·贡举部条例》）。开元年间的调整，是唐代科举制度由草创走向成熟，步入正轨的重要转折点。在帖经方式上强调"尽帖平文，以存大典"，鼓励举子注意对儒家经典基本内容的掌握，并且奖励勤学和广学，这在当时，无疑有助于投机取巧之风的纠正；而某些防止舞弊的规定也有助于公平竞争原则的落实。

　　天宝十一年（公元725　年），针对贴经旧弊，改变了最初"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的办法，变为"开为三行"，以防止"贴断绝疑似之言"，造成人为地、毫无意义地增加考试难度的现象；同时又规定："明经所试一大经及孝经、论语、尔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问之。一经问十义，得六者为通。问通而后试策，凡三条三试皆通者为第。进士所试一大经及尔雅，帖既通而后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而后试策，凡五条，三试皆通者为第。"（《通典·选举》）此外，还重申鼓励广学的原则："凡众科有能兼学，则加超奖，不在常限，按令文科第。"（同上）是年年底，唐玄宗正式下诏，肯定了上述调整措施。诏文中说："礼部举人，比来试人颇非允当。帖经首尾不出，前后复取者也之乎颇相类之处下帖。为弊已久，须是厘革。礼部起请，每帖前后各出一行，相类之处，并不须帖。"（《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到了天宝十四年（公元755　年），又规定："明经、进士帖经并减半，杂文及策皆须粗通，仍永为常式。"（同上）

　　墨义　墨义即是一种简单的笔试问笔。如原题："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对："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谨对。"这种考试方法不需要运用思想，只要是熟读了经文和注疏就能答出，所以一问即是几十条，或百条。这种问答有时也采取口试方式，叫做口义。但当时曾有人对"口义"提出反对意见，如建中二年（公元781　年），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赵赞曾奏请："以所问录于纸上，各令直书其文。"（《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二》卷六四○）贞元十三年（公元797　年），尚书左丞权知礼部顾少莲也奏称："试义之时，独令口问，对答之失，覆视无凭，黜退之中，流议遂起。"（同上）仍请准建中二年所采用的办法。元和二年（公元807　年），礼部贡院又奏请："五经举人，请罢试口义。依前试墨义十条。五经通五，明经通六，便放入第。"（同上）这一奏请被皇帝批准了。到了元和七年（公元812　年），权知礼部侍郎韦贯之奏："试明经请停墨义，依旧格问口义。"（同上）也被皇帝批准了。对于"口义"和"墨义"两种考试方式反复不定，乃是因为这两种考试方式各有长短。"口义"比较灵活，但确有"覆视无凭"的缺点；"墨义"虽"明确有据"，但又不灵活。这种在考试方法上演变的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仍是有参考价值的。策问　这种考试方法是从西汉射策沿袭而来的，曾行于南北朝时期，到了唐代更被重视。所谓策问，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论文性问答。要求应试者对现实中诸如政治、吏治、教化、生产等问题提出建议。它比帖经、墨义要求高些。各科考试最后的去取，差不多都决定于策问。它对考查政治才能确是一种较好的方式，汉代的董仲舒即是通过"贤良对策"，显露出他的政治才干。唐代及第进士中，也出现过不少有才干的宰相郡守。但是，这种考试方法行之既久，一般士子都束书不观，只拿缀辑的旧策读之，以应付考试。传说就连李白这样的名人，考试时也曾带着旧策集和同考人"携以就试，相顾而笑。"这样，策问也就难以考查出真正的人才了。

　　诗赋　科试时要求应试者做诗赋各一篇，叫做杂文。考试诗赋始于唐高宗开耀元年（公元681　年）。《唐语林》说："开耀元年，员外郎刘思立，以进士惟试时务策，恐复伤肤浅，请加试杂文两道。"（《唐语林》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