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还远不能和李、王相比，因为他最好的诗篇还没有出世呢！唐人选唐诗，在他的时代，还选不到他哩！但他依然埋头创作，也不像李白那样，三杯酒下肚，就大呼大叫"天生我材必有用"。偏在这个时候，安禄山又造反了，于是天下大乱。昔日诗苑，百花盛开；不堪一阵贼风恶雨，竟至百花凋零，云烟四散。杜甫还让人家捉住一次，但他绝不屈服，舍命逃出。安史之乱祸国殃民，但对杜甫而言，却又是一个极好的历史机遇。他原本满腹诗才，仿佛多少甘泉深埋土底；这些极好极美极有价值的矿泉压在巨石之下，无法涌流奔腾。安史叛乱好似烈性炸药发生意外爆炸一样，一方面毁灭了无数生灵，另一方面也炸开了压抑杜甫诗才的巨石。于是杜诗如泉如流，喷涌而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杜甫诗路，正堪此语。面对安史之乱，李白、王维没有写出更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诗作。杜甫不但留下大量诗作，而且正是这些诗篇，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可以说李白与杜甫是盛唐文学时代的两座巨峰，李白诗歌风行于前，杜甫诗歌发达于后。这大约也是一个历史规律，往往浪漫主义风格会比现实主义先行一步登上舞台。浪漫风格，常常来得又迅捷、更强烈、更有感染力也更有震荡作用，但它又常常不能持久。相比之下，现实主义来得缓慢，虽然缓慢却很沉着，一步一个脚印，不求一时闻达，但能笑得长久。这对当事人而言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为造就两类文学伟人的，不仅有时代原因，而且有他们本人的经历、性格、心理类型与素质、心态环境、文化取向等原因。但历史不问原因，只管自行安排：先有宣言，后有分析；先有幻想，后有观察；先有表现，后有暴露；先有大气磅礴，后有千回百转；先有天花乱坠，后有入木三分；先有一览无余，后有别开生面；先有所向披靡，后有博大精深。杜甫与李白正好就顺应了这种历史安排，并在这安排得以展现的历史过程中，完成了自己一代文学伟人的历史形象。

　　杜甫不但是在盛唐诗苑可以和李白并肩而立的大诗人，也是对中、晚唐以至宋、元、明、清产生巨大影响、首屈一指的大诗人。如果说，李白是盛唐诗苑的最好代表，那么杜甫就是中国古代诗史上的最好代表。李白是盛唐诗苑第一人；杜甫是中国诗史第一人。

　　为什么？

　　1。杜甫的文化品位李白称诗仙，王维称诗佛，杜甫称诗圣，又称诗史。三个人的称号虽然都是崇高无比的，但杜甫的美称却来得甚晚。在他生前，他没有这样的名望，更没有这样的地位。前半世四处奔波，人不得志，诗也不得志。志不得伸，才也不得展。后半世总算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伟大成就，然而这时代又变了。人们对诗的看法变了，要求变了，对他们的评价也变了。杜甫的幸运之处，在于他从本质上顺应了这种变化，而他的不幸之处，在于这种变化得到承认还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

　　但这个过程的结果，迟早会呈现出来。这个结果到来的文化表现，就是儒家地位的重新提高，佛、道地位的日益下降。佛、道的黄金时期，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在隋唐。前者主要是发展，后者才能说兴旺。隋唐时期，佛、道最兴旺的则是在初唐至盛唐这一段时期。虽然儒、道、佛之间也有许多争论，但是争论并不影响各自的发展。李世民喜欢道教，武则天喜欢佛教，其作用也不过影响这两大宗教的发展速度而已，但到中唐，情况变了。虽然佛教还有几度辉煌，但韩愈先生已经要上《论佛骨表》了，武宗陛下也要大行毁佛之道了。

　　杜甫的历史幸运就在于，他尽管和佛、道二家也有些瓜葛，但从本质上看，他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儒家诗人。只有儒家诗人才可能称"圣"，只有最伟大的儒家诗人才配称"圣"。杜甫成为"诗圣"，是中国古代文化对他的历史性选择。

　　杜甫是一位儒家诗人，但儒家作为一门学说也好，作为一种兼有某种宗教职能的社会形态也好，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也好，它的内容都极其复杂也极其丰富。因为内容极其复杂也极其丰富，所以有精华也有糟粕。儒家学说首先是一种政治学说，但它最重视伦理道德，兼有某种中国式的宗教特点。他重视人生，崇信"中庸"，以"三纲五常"为本，主张仁、义、礼、智、信，强调道德的社会意义，在己，则讲修身；在家，则讲孝道；在国，则讲忠君；在天下，则讲统一。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也。它的最好的文化传统，是重视教育，主张仁者爱人；它的最好的政治社会观念是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凡此种种，杜甫都能身体力行，岂但身体力行而已，还要将它们化为形象思维--一首首充满儒家理想的美好诗篇。

　　杜甫的理想就是"致君尧舜上，更使风俗淳"。而且这个理想，终生不移。不但不移，越是社会处于动乱，唐王朝走向衰败，处于危险的时候，他的决心越加坚定。直到他临终的前一年，大约他自知本人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了，但他并没有失去信心，于是给朋友写诗，还是一如既往，坚持自己的信念。

　　"附书与裴因示苏，此身已愧须人扶。

　　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

　　杜甫的忠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