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强大的市民阶层，得益于城市文化的发展；城市文化的发展，则得益于社会经济的繁荣；而社会经济的繁荣，又得益于社会的开明和进步，这是一个大文化圈。但社会文明一旦发展起来，又不是一下子可以衰败的，所以故朝虽去，遗老犹存，已经形成的城市阶层，还会在不同的背景和社会心态下发出自己独特的光采。

　　唐五代词的创作，首先就得力于市民阶层的努力和创造。但又并非某一个阶层努力的结果，大体说来，又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具体方面。

　　一是村歌野调。所谓村歌野调，其实是民歌正声。这不仅于唐，就是现代大陆人无人不晓的《东方红》，其实也是从陕北民歌中演化出来的。民歌中的好东西多到数不胜数，很多大文学家，都是从向民歌学习而取得大成就的。唐代大诗人里，闭眼不看民歌的人可说少而又少，而虚心借鉴民歌手法，又演为新声的则大有人在。特别著名的诗人如李白，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都是如此。民歌资源丰富，几乎永不枯竭，就是唐诗已经走过高峰之后，民歌创作依然蓬勃发展。唐的诗歌，还是文人主导的诗歌时代，到了明清，民歌比之文人诗更有特色。

　　二是行业民歌。很多行业，特别是需要集体操作的行业，非有民歌不能取得满意效果。如北方的夯歌，大江大河中的拉纤歌，水手歌，俗称劳动号子。劳动号子千变万化，魅力无穷。而且唐时经济繁荣，行业很多，即使并非集体性劳动项目，也有行业民歌存在。行业民歌是民歌创造的重要方面军，反映在唐诗唐词中，更多的是年轻女子在湖中采菱时所唱。这倒不是因为只有女子才唱民歌，更不是唯有美丽的湖中才有民歌，而是说，这是文人学士常去的地方，他们对此比较容易了解也容易欣赏就是了。

　　三是胡乐的推动，所谓胡乐并非贬词，是指由北方少数民族传来的歌曲与音乐。这一点，《隋书·艺文志》等史籍中多有记载。音乐也好，文学也好，非有嫁接才能取得大成就。唐文化不仅儒、道、佛各显神通，而且有少数民族文化参与其中，词所使用的声调，既有中原旧体，也有胡乐新声。四是民间艺人的加工、创造与传播。民间艺人的说唱艺术，在唐代至少中唐以后，已十分广泛。白居易是看过目莲戏文的，对此《唐摭言》中曾有记载。文中说白居易作苏州刺史时，张祜来拜访他。"才相见，白谓曰：\'久钦藉甚，尝记得右款头诗。\'祜鄂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耶？\'张。。微笑，仰而答之曰：\'祐亦尝记得舍人目莲变。\'白曰：\'何耶？\'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莲变何耶？\'遂欢晏竟日。"与白居易有大交情的元稹，则在他的一首诗的小注中，说他"尝于新昌宅听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元、白、张所好，反映了当时民间文学的状况，也反映了他们表演的水平。

　　五是妓院的打磨与传递。妓院并非健康的历史文化现象，却是必然的文化现象。妓院文化，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妓院在习俗、文学、艺术、服饰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历史作用，有时作用很大。而且通过妓院文化还能折射出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

　　妓家对词的影响，可谓大矣。晚唐大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前二人时称"李杜"或"小李杜"，温庭筠和李商隐人称"温李"。他们都爱民歌，但论作词，唯温庭筠一个而已。究其原因，和他们三位的生活经历有关。商隐生活严肃，对于妓家之类，少有接触。杜牧在风流与严肃之间，对于妓家生活十分熟悉，而且他性格中风流因子不少，只是年纪长些，又钟情于政治、军事，于词之类着眼不多。《唐五代词》收他一首"八六子"，但彼时词作一般短小，怕未足信。温庭筠则不同，一好乐，自称"有孔即吹，有弦即弹"；二好风流，歌妓是他相好，妓院是他别墅。他的词写妓家生活十分逼真，没有实际感受焉能为此？温庭筠知妓善乐，因为他有两个优势，使他得以成为有唐一代第一词人。

　　3。诗人的贡献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源头固然出于民间，但没有专门人才加工整理特别是再创造，不能成为真正成熟的艺术品。唐人词的兴起，实在和当时诗人学士的参与有莫大关系。因为有他们的参与，词的地位提高了，品位也提高了。温庭筠的词作固然与妓家有关，但他能写出优美的词作；妓家却不能。只此一端，便知道诗人的创造具有怎样的价值与意义。

　　4。当权者的支持与提倡封建时代，最大的当权者就是皇帝，而且唯皇帝独尊。虽然历史的发展，首先是全体人民的创造，但当权者的努力，也不容忽视。不过因为封建独裁者的权力特别大，做好事时固然以一当十，做坏事时犹能以一当百。

　　唐诗的兴旺，首先就有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的功劳在内。词的兴起和成功，也与五代几位皇帝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有必然联系。

　　五代皇帝中草莽之夫不少，卖国求荣者也有人在。如石敬塘之流，状如猪狗，不能挂齿，他们与文学也根本不沾边。实在五代也有几位知文知艺的皇帝在，如后唐李存勗，蜀后主王衍，以及闽皇后陈金凤，特别是后蜀主孟昶和南唐中、后主李璟、李煜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