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也很快意识到，温珀对这个项目的关注点是有别于他的。

温珀说：“这样如何？让我们的退休员工去拜访我们客户中那些已经退了休的人。带点公司的小礼物。这对伊斯卡尔公司来说不算什么。然后让他们说，‘我们的关系不单单是生意上的，我们是朋友。’”他说这话的口气，好像它们已经可以被用作广告语了。“这可比那些圣诞卡片要管用。没有人喜欢公关经理。你不用说我也知道。但谁会怀疑那些老家伙呢？而且你想想看，为伊斯卡尔工作的人退了休还在为公司服务。从伊斯卡尔退了休的老家伙，在全国各地各个角落为公司宣传，一支多么强大的军队啊。”

斯通先生没有立刻否决这个想法，他开始想象。脑海里浮现出那些退休的人：留着长长的白胡子，拄着重重的、疙疙瘩瘩的拐杖，穿着切尔西医院的病号服。他们在乡间的道路上蹒跚而行，颤巍巍地穿过开满鲜花的花园，敲着乡村小屋的门。

温珀继续说道：“上千个不拿工资的义务宣传员，走到哪里都受到欢迎。每个村庄都有他们的踪影。”

“不现实。”

他们的出发点总是不同。温珀是站在伊斯卡尔公司的立场来考虑问题，斯通先生则不得不掩盖他的初衷仅仅是保护退休员工，而非传扬伊斯卡尔公司的名声。

温珀的态度中，有一点特别让斯通先生恼怒，那就是他好像完全忽视了这个计划最初的由来，也就是说斯通先生是出于何种考虑和担心而想到的这个提案，或者说是什么支撑了斯通先生在书房里熬了一个又一个夜晚反复修订它。温珀没考虑到这一点；斯通先生也不愿意挑明这一点。但是，在两人无休止地讨论这个方案的修改和完善的过程中，斯通先生发现自己开始慢慢地接受温珀的观点——这就是一个提升公司公共形象的方案。

在讨论中，温珀每天都要说的一句话是：“这件事情让我很激动。我觉得用这个计划可以做成一件大事。”

他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喜欢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即使是最不切实际的念头他也会详尽地描述出来，并附上各种实施细节。当这些想法被否定或者遭到抛弃之后，他就会看着放在面前的提案备忘录，请斯通先生把他最初的想法重新概括一遍。

斯通先生是这样说的：“我们给退休员工写信，邀请那些愿意参加的人成为‘访问者’或者‘伙伴’。这样我们就从退休者的队伍中筛选出了依旧可以干活的人。我们寄给这些‘访问者’、‘伙伴’——随便怎么称呼他们——需要拜访的人的详细资料。包括那些彻底不工作的人的年龄、部门、退休的时间、服务公司的年限等等。”

“在这个环节上，我们需要增加人手。”温珀说。

“我们的‘访问者’在有特殊需要的时候可以打报告。我们再研究具体情况。但是普通的拜访，我们只要支付‘访问者’的交通费用以及带去的小礼物——一束鲜花或是一盒巧克力——的费用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将退休人员组织成一支自我管理、互助协作的团队。我们所需提供的只是一点儿行政上的管理。”

他们总是这样又回到起点，回到斯通先生最初的提案上，所以温珀说的“琢磨打造一下”更像是把这个计划敲打得面目全非，然后再将它弄回最初的样子。

温珀的这个毛病迫使斯通先生更积极地去推动他的计划。开始的时候，他还因为怕暴露制定计划的初衷常常语焉不详。但让他意外的是，随着他真实想法的一点点暴露，温珀既没有冷嘲热讽，也没有表示不解。

“这很有意思，”温珀总是把眼睛眯缝起来，真诚地说，“你说到我心里去了，这正是我所想的。”

斯通先生有点自我膨胀。他为退休职工想出了一个改善生活的方案。他把他们从无所事事中解救出来，使他们免于遭受残忍的漠视。他的计划会使他们能继续和他人保持办公室同事的关系，不至于完全陷入家庭杂务中。他让这些人能继续保持对公司的忠诚。而且这一切几乎不花公司什么钱：按照他的计划，这个方案公司每年需要投入的资金将不超过两万英镑。

温珀说：“一个协会，保护那些上了年纪、不中用的家伙。”

温珀的言辞中总是充满了这类性暗示的话语。斯通先生慢慢学会了忽视这些言辞，但是这句评论却让他无法隐藏自己的尴尬和恶心。

温珀却很兴奋。“这正是我想要的，”他说，“你说得很有意思。继续。”

在这种“琢磨打造”的过程中，温珀让斯通先生逐渐深陷于辩护者、解释者的角色，搞得斯通先生在冗长的解释之后精疲力竭，免不了将就地胡乱概括几句。但这同样会引起温珀的注意和追问。

有一次，一周快要结束的时候，斯通先生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说出那样一句话来：“你明白吗，这就是一个帮助那些可怜的老家伙的提案。”

这听起来让他的提案显得荒谬又廉价，和他内心的感受完全不同。但温珀却用一种真诚的、实事求是的口吻回答说：“这个国家对待老年人的态度太卑鄙了。”

就是在这样一个层面上，他们的讨论继续着，好像两人各自断定不能全然敞开心扉，而且互相默认，不向对方点破这一点。

他们开始讨论这个项目的名称。

温珀说：“我们需要一个听起来就激动人心的名字，这个名字要让那些老伙计真的行动起来，跑出家门，一家一户地去拜访。”

在此之前，斯通先生从未想过名字的事情，现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