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吗？”赫利尔小姐问道。

“亲爱的小姐，我能做什么呢？没有任何证据。大部分目击者的证词和巴顿小姐说的一样。我的怀疑完全是建立在一个转瞬即逝的表情上的，而那完全有可能只是我的想象。我唯一能做、并且已经做了的就是竭尽全力去寻找艾米·达兰特的亲属。我再次回到英国时，甚至亲自去拜访了艾米·达兰特的房东太太，结果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但你还是觉得不对头？”马普尔小姐说道。

劳埃德大夫点了点头。

“有一半的时间，我为自己居然有这种想法而感到羞愧。我怎么能怀疑这么一位有教养的、举止得体的英国女士会和一桩邪恶而冷血的犯罪事件有关呢？她在岛上短暂逗留期间里，我尽可能热情地帮助了她。我帮助她应付了西班牙当局。作为一个英国人，我竭尽所能地帮助了一位身在异国他乡的同胞；但是，我确信她知道我怀疑她，而且不喜欢她。”

“她在那儿待了多久？”马普尔小姐问道。

“我想大约有两周吧。达兰特小姐就葬在了那儿。大约十天之后，巴顿小姐乘船返回了英国。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她十分不安，她不能按原计划在那儿过冬了。她是这么说的。”

“她真的很不安吗？”马普尔小姐问道。

大夫犹豫了一下。

“嗯，从表面上看不太出来。”他谨慎地说道。

“她有没有……比如说……变胖了些？”马普尔小姐问道。

“知道吗……您问这个问题真有意思。我想起来了，我想您是对的。她……没错，要说她有什么变化的话，她似乎是变胖了点。”

“太可怕了，”珍妮·赫利尔浑身颤栗了一下说道，“就像是……就像是受害者的血养肥了她。”

“此外，从另一方面讲，我这么说可能会有些冤枉她。”劳埃德大夫继续说道，“她离开之前说了些话，这些话却指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那可能是……我相信那是她的良知在逐渐苏醒，过了这么久以后，面对她所犯下的罪行，她的良知终于苏醒了。”

“她离开加那利群岛的前一天晚上。她把我请到了她那儿去，她对我为她所做的一切表示由衷感谢。我当然轻描淡写地说我只是做了在那种情形下任何人都会做的事，如此云云。之后，我们沉默了片刻，接着她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您认为，’她问道，‘绕过法律自行解决问题是正确的吗？’

“我回答说那很难回答，但总的来说，我认为自行解决是不正确的。法律毕竟是法律，我们必须遵守。

“‘即便是在它无能为力的时候吗？’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这很难解释清楚。但一个人可能会做出完全错误的事，甚至可能会被认为是犯罪，虽然有恰当而充分的理由那么做。’

“我冷冰冰地回答说，很多罪犯当初可能都是那么想的。她有点畏缩的样子。

“‘但那太可怕了，’她小声念叨着，‘太可怕了。’

“然后她换了一种语气，问我能否给她一些帮助她入睡的药物。她一直没法安稳入睡，自从——她犹豫了一下，自从那可怕的打击之后。

“‘是吗？您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事吗？心里没有什么事？’

“‘心里？我心里该有什么事呢？’她带着怀疑的语气恶狠狠地说道。

“‘有时忧虑和担心是失眠的原因之一。’我淡淡地说。

“她似乎沉思了片刻。

“‘您是指对未来的忧虑，还是对过去的担心？这两者中哪一个不能改变呢？’

“‘两者都不能改变。’

“‘但是为过去而担心毫无益处。你无法挽回……哦！还有什么用呢！人不能沉迷于过去，也不能纠结于过去。’

“我给她开了一剂温和的安眠药就告辞了。离开的时候，我不断回想她刚说过的那些话。‘你无法挽回……’无法挽回什么？抑或是无法挽回谁呢？

“这最后一次会面，从某种意义上讲，让我对后来将要发生的事有了思想准备。当然，我没想到会发生那样的事，但是当它发生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意外。因为，要知道，玛丽·巴顿在我心目中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天良未泯的女人，而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人，但她是一个有自己的信条的女人，会遵照自己的信条行事，只要她还坚持自己的原则，她就不会手软。我猜想在我们最后的那次谈话中，她已经开始对自己的信条产生了怀疑。我觉得她的那些话暗示出她感受到了一丝良心上的反省和忏悔。

“后来的那件事发生在康沃尔郡的一个小小的海滨浴场，在一年中游客稀少的季节。那一定是在……让我想想……三月下旬。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报上说，一位女士住在那儿的一家小旅馆，这位女士就是巴顿小姐。她的举止十分怪异：一到晚上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喃喃自语，根本不让住在她两边房间里的人安睡。有一天，她请来了牧师，声称有极为重要的事要谈。她说，她犯下了一桩罪行。然而，谈话还没开始，她又突然站起来说改天再谈。牧师认为她有些轻微精神异常，并没有把她的悔过当真。

“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她失踪了。留了一张字条给了验尸官。上面写道：

昨天我试图跟牧师坦白，招认一切，但我做不到。她不让我那么做。我只能用唯一的方式来赎罪——一命偿一命；我必须和她以同样的方式死掉。我必须也同样溺死在深海中。我原本相信我做得是对的。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我要得到艾米的宽恕就必

须去当面向她恳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