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停地在心里说：“广州，美丽的土地，我们的！”那个时候我多么爱这个我们就要失去的美丽的城市！那个时候我才懂得它是多么美丽，多么牵系着我的心。

短短的一句话里包含着多么深、多么丰富的感情。在抗战的年代里我不知道多少次反复说着这一句话，我常常含着眼泪，但是我心里燃起了烈火。甚至就在那些时候我也相信我们美丽的土地是敌人夺不走的。

一九四七年八月我从台北坐车去基隆，在那里搭船回上海，小车飞驰着，南国的芳香使我陶醉，一切是那么明亮，那么茂盛！我上了船，望着美丽的海港渐渐退去、朋友们的挥动的手终于消失的时候，我立在甲板上，身子靠着栏杆，摇着手，低声说：“台湾，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我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写的一篇庆祝上海解放十周年的文章里，还用了这样一个题目：《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今天单单念着这个题目，我就十分激动。我在文章的开头写着：

一九三八年一个初冬的夜晚，在桂林郊外的一间平屋里，一位朋友交给我他一篇散文的原稿，我激动地读着那个题目：《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这里写的是“初冬的夜晚”，和我在前面写的“第二天早晨”相矛盾，现在记起来，应当是“早晨”。而且我最近借到了《文丛》第二卷合订本，重读了我提到的那篇散文，它的题目原来是《江南的记忆》。我把这篇散文发表在《文丛》第二卷五六期合刊上，我当时在桂林就只编印了这一册刊物。至于《文丛》第二卷第四期还是在广州排好的，刊物来不及付印，广州就受到敌军的围攻，我带着纸型逃到桂林。刊物的主编靳以早去了四川，大部分稿子，还是他留下来的。

我在桂林印出两期《文丛》，后来经过金华、温州回到上海，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朋友看到新的刊物，就在上海租界里重新排印出版了合订本，印数仅一千册，送了十多本给我。一九四〇年七月我离开上海经海防去昆明的前几天，忽然听说日军要进租界搜查，我一天得到几次在报馆工作的朋友们的电话。从下午起我燃起火炉，烧信烧书，一直烧到深夜，剩下的七八本《文丛》合订本全烧了。倘使借不到这本书，我今天还弄不清楚那篇散文的题目。

以后我在重庆、在上海还看见郭。他重新翻译了契诃夫的剧本。可是他始终摆脱不了国民党政府机关里的工作，为了他一家人的生活，他默默地拖下去，混下去。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