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着。等了十一年，我终于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上接到了他，我们含着热泪紧紧握着彼此的手，“你好！”再也说不出什么了。我陪同他们活动了几天，还举行过座谈会，也讲了一些我个人的事情，可是那些堆积在我心里的话却始终没有讲出来。十几年来它们像火一样地烧着我的心，我哪一天忘记过它们！非常鲜明地印在我心上的就是这一件事：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岛先生到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京子夫人同行，那天到机场欢迎的人不少，我也在其中。他们夫妇见到我，非常高兴。到了旅馆，闲谈起来，京子夫人还说看见我，他们很放心了。就在当时我也明白这所谓“放心”是什么意思，以后经过几次的交谈，我更了解他们夫妇对我的关心。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在日本流传着各种谣言，说是郭老的著作全部烧毁，他们以为我一定凶多吉少，想不到我还出来活动，他们的高兴是十分真诚的。我的感谢也是十分真诚的。那个时候我仿佛就坐在达摩克里斯的宝剑[2]下面，准备着随时落进灾祸的深渊，我多么珍惜这一份友情。我同他们一起从北京到武汉，后来我们在武昌机场分别，我对着民航小飞机不住地挥手，想到这也许是我和他们的最后一面，泪水使我的眼睛模糊了。只有在无穷无尽的靠边受审查的岁月中，在“五·七干校”边种菜边背诵但丁的《神曲》第一部的漫长的日子里，我的内心又渐渐产生了希望，我想得很多。我常常想起东京的友人。我在报上看到中岛的照片和他到中国的消息。我盼望着、等待着同他们再见。

漫漫的长夜终于到了尽头，第一次的等待使我看到了光明。从一些熟人的口中我还听到不少动人的故事。在我生死不明、熟人在路上遇见都不敢相认的日子里，好些日本朋友四处打听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见面。有一次“中日友协”的工作同志告诉我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年近九十的土岐善韂先生到中国访问，听说不让我出来，他说他想不通。在巴黎的法国朋友也曾使用各种方法打听我是否已遭“四人帮”的毒手。友情是我的生命中的一盏明灯，离了它我的生存就没有光彩，离了它我的生命就不会开花结果。我不是用美丽的辞藻空谈友情的。

第二次的等待却成了空。我到了北京，才知道中岛的真实病情。但是我还希望他的病有转机。我开始给他写信，我去过三封信，他写过三封回信。写第一封信的时候，我还不了解他的病情的严重。他在第二封回信中告诉我，他“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