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二月河反感成分论。无论从社会学概念，还是文学评论界定标准，统都反感。看到现在一些评论家：你写一个正直海瑞式的官员，他说你在宣扬清官；你写一个忠于国家爱人民的志士，他说你歌颂“愚忠”，你写帝王将相呢？你是在颂扬“君权统治”，是“封建余孽”是“奴才”……还是安徒生那则童话，画家是此意识，麻雀们又是彼意识——吱！那有什么画头？那不过是些红的和绿的堆起来而已——吱！

帝王将相不可以歌颂吗？歌颂他们便是反民主？我看不能这样说。我不能同意，用今天西方洋大人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过去的中国，甚至我们现在的中国。我不是政治家，但作为小民百姓自由见解；比如说民选，现时进行普选，选出来的官怕恶霸多了点，有钱人多了点，贪官多了点。——这不是坑我们中国“公民”吗？

只要是在历史上曾经对改善当时人民生活，对推动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对巩固当时国家和平一统文学艺术倡明，对当时民族团结曾经作出过积极努力和贡献的人，无论李世民、雍正、李白、辛弃疾抑或毕升、黄道婆、蔡伦、郑和……就是要歌颂，管你说什么！

蔡先生的这书，从文学这点上看去，只能说是“中平之作”，它是一座矿山，山一样的巍峨，中有茂林修竹流泉飞瀑，内含煤铁金玉，自然也有土，有毫不起眼的砂石。它的非凡就在于它的丰富蕴藏。前面说过，它不是应遵命评论应运而生，而是应时而生。在整个封建制度崩溃，新时代还在阵痛时，他用毕生精力唱出了这首史，可以听为挽歌，也可以看做新时代的催生符。这岂是几个在沙龙里坐唱，坐看别人辛苦，封就了自家是文坛主骚坛执牛耳辈所能为！

是为序。

故事《围棋杂志》

《围棋天地》的乔婷向我约稿，我提出交换条件，给我寄点旧杂志来。她一股脑收集了十几本，厚厚一沓子发过来了。我笑回她短信，够我看几年的了。

看杂志，曾经是我的习惯。我在部队分管过团宣传股的图书室。那年头宣传费是不受限制的。国家的经费，国家的杂志，且是国家的意识形态需要，可以肆无忌惮地订阅。我那个图书室也就成了书山杂志海。1978年转业到地方。彼时订杂志仍是不受限制的，几乎全国能订到的杂志，我们都订了。文、史、哲，包括电工知识，修理收音机的专门杂志，一网打尽，一览无余。其实我的早年是沐浴在书和杂志的海洋里。

围棋杂志似乎是没有订到。“文革”中它是停刊了的罢？订不到，转业后图书虽有经费，但我人微言轻，说了不算，不如不说，也没订阅。加上我这期间写书白天要装成“没写什么”的样子，要“努力工作”，要陪同事“打升级”，每天夜里十点到三点作文，终年都是昏天黑地呵欠连天，看杂志的兴味渐渐淡了下来，渐渐“澌灭”了。澌灭到什么程度？现在各处寄来的杂志，包括用我稿子的“本期刊”，看着标题便丢了一边，可怜那些“希望二月河老师多多指导”的编辑，还在痴痴地等我的提议和意见！想起来真的是有些个惭愧。

但是两种杂志我还是要看，一种是《红楼梦学刊》，一种便是旧围棋杂志。学刊是我的专业，不去说它。这样晕着头整年地写，“青灯孤愤赊万家”，精神生活也会淡出鸟来，就看围棋书杂志。

我有几本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的旧杂志，那时名叫《围棋》，没有“天地”二字。现在还挤在我的书架上和“大不列颠”及《资治通鉴》摆在一起。已经烂得没头没尾，小孩子洗的糟稀不堪的尿布片子的“品相”了，但它已是我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扔。

老围棋杂志是个小三十二开本子，薄薄的，也就现在《围棋天地》的二分之一那样子，没有广告，都是棋谱，名人解说，名人战例，棋势考题，有续盘中盘，也有收官，也有篇幅不长的围棋旧事轶文掌故——“当湖十局”我就是在这里读到的。后来在清人笔记中看到一些弈林旧闻和杂志印证，我才知道我们棋界的前辈早有关注笔记体小说的了。

这种杂志和其他杂志是不同的。它耐看。我自己就是个文学人，当然不会厌倦文学作品，乃至于看都懒看一眼。你只要翻开那些文学期刊，大男人、小男人、大女人、小女人……或故作矜持，有意深沉，或搔手弄姿，卖弄心绪与事件，人与人之间，交织在一起玩假。我有时怀疑是我的鉴赏能力出了问题，抑或是我的思想力度脱离了现实？不管怎样，反正我不爱看，能看的，似乎警匪事件纪实也就是了，警匪小说也一样看不得。看这样的文，倘若能让人瞌睡打盹——我们失眠还要吃“舒尔安定”呢——那也是功劳。可惜它连这个功能也没有。胡天胡地里胡说，看得人心里乱糟糟。但围棋杂志不同，你可以坐沙发上边看边打谱，累了，眼前花了麻了，一歪就睡去了，醒来还可接着打棋谱。一道死活题解不开，也不是件丢不开的事，可从小孩子弄积木那样的，塌了，再来一次组合，有时自己找到了“解”，会高兴得眉飞色舞。一查答案果然是的，那就有些自雄了：这么大的棋手出的难题，我居然都解开了，我——相当于几段水平呢？我尚存有五六册旧的围棋杂志。过去还有几个日本的围棋杂志，我觉得他们的杂志印得好，棋谱大而清晰，高段棋手拈棋投子悬空不发的气势，很有文学色彩。国人对日本人有微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