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的我，反而如同针芒在背，“比”出一鼻子汗来。以后，发生了沧桑巨变，“文革”开始，母亲病故，家也让朋友同学们抄了几次，“翻黑材料”翻了个底朝天。我已和两个妹妹各自参军，走遍了千山万水。我在国防施工第一线，根本没有女人，更遑论“作风”什么的。倒是偷着读了不少的书，社会阅历多了，知识也丰富起来——我想素质肯定也提高了。因为有事实证明：我写了一些书和文章。

但这些书遭到几乎一致的批评：二月河不会写女人。老实说，书里的故事也有些男女情事，多是根据“资料”、别人讲述、书上写过了的，加上自己的心里感受和想象，杜撰而来。因为实际生活中，我和女同学们“没啥”，后来的情形又不可能“有啥”。因此也只好“就这”了。

记母亲入伍

母亲是几时嫁给父亲的？这件事我没有问过父亲，母亲也没说过。现在两位老人都已谢世，已经无从谈起了。但我知道，是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伯父牺牲，父亲在“无人区”昼伏夜出，在古墓中攒着与日寇周旋的时候，她来到这个家庭的。

她年轻、美丽。当时我的外祖父（我党地下工作人员）被捕牺牲。大舅舅见日本人扫荡越演越烈，棒子队、二鬼子、汉奸每天在乡间滋扰，担心母亲“出事”，就把母亲送到了外婆家。但母亲的心思却一天也不愿在家，她只有一个心念：“出去，找抗日队伍，找我的丈夫！”她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的伯父、父亲都在抗日队伍里。爷爷在沦陷区，是“抗属”，也是日本人和汉奸骚扰凌辱的“重点户”。她除了在磨房、家里、地里劳作，每天都在打听父亲的落脚地，打听“队伍在哪里”。这样“不安全”，爷爷、奶奶自然担心焦急，因为与儿子音容隔绝资讯不通，生怕她“跑了”，将来无法向父亲交代，无奈之下，又将母亲送回了王家庄大舅家。大舅也拿她没有办法，见她每天痴痴呆呆，想事情，也害怕她突然出走，就把她锁在一间空房里，让她纺花织布。

但母亲是个果决人，她看定了的事是一定要做的。一九四四年农历五月的一个漆黑的夜里，她撬开窗户，终究投向了自由。她是逃出来的，身无分文，一口干粮也没有。她先逃到一个老姑那里。这位老姑是懂一点相面算命的，在灯下轮指掐算，说：“俺孩，你走是对的，我给你带点干粮，我的这枚戒指你带上——一直往西，不要走回头路，你就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你就能找到文明小（父亲小名）……”

母亲用锅底灰抹黑了脸，装成了讨饭的，哭别了老姑，毅然上路了。她真的是不走回头路，一直奔西，在敌占区穿行，一路讨饭一路走，夜里寻破庙藏身，有时索性就走夜路，太行山腹地山高林密、虎啸狼嚎，都没有阻止她，甚至有一次她被洪水包围，她竟然在水中挣扎着蹚了过去……也就是膛洪水过去吧，她被父亲的战友当做敌战区的“奸细”，她终于走进了抗日队伍。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她都是对的。她走后不久，日本人的飞机轰炸王家庄，大舅舅不幸遇难。爷爷把两个儿子送进抗日队伍，家中二十四亩地无人养种，请了一个长工，被划为富农。她如果在家中“坚持”，也难逃“成分”劫运。

这之后，她经历抗战，做区妇救会主任，又参加三年解放战争，参加剿匪……又经历了多少生死搏击，忧患煎熬。待到建国时，她已是县公安局副局长，是新中国的第一代警察，是一个成熟的职业革命者了。

母亲墓道前的沉吟

我的母亲是一位性情刚烈的女性，和一般形容出来的“慈母”、“三春晖”，再文雅点的说“萱堂”、“令慈”这样的尊仰不怎么联系得上。她有时也“手中线”为我补帽子，缝衣裤上挂破了的三角破绽，“缭”被脚趾顶透了的鞋，然而这印象不深，每逢忆及，她常常没有握针，而是擦枪——堆的枪机零件摆在桌子上，各种颜色油污了的破布条、棉纱、还有“鸡（机）油”，擦拭了一件一件再嘁里喀喳组合着“对”起来，魔术般地又复原了：一杆闪着暗幽幽烤蓝的“双笔箫”手枪又握在手中——她是与新中国共同诞生的第一代警察，一九四八年是县公安局的侦查股长。一九四九年已成为陕县的公安局副局长了。除了打枪，她还骑马，过黄河进伏牛山，都是骑马走的。能打枪、骑马，母亲在我心目中不是依门盼子灯下走针的女人，而是英雄。

“英雄”也打儿子。因为我的淘气调皮永远长不大；因为我逃学不肯受调教；因为我诸门功课成绩的“臭”，不知多少次被她打得三魂七魄不归窍——拖着拉着……夹着我杀猪样的尖声嚎哭，毫不留情地拳打脚踢。当然，挨打的部位永远是只有一处，屁股……打过就忘了，以至于我永远都以为，打屁股肯定补脑子，不打屁股的必定不是好妈妈。记得第一次挨打，是一个秋天。公安局的院子里有一株很高很大的梨树，几个农民装束的人在树上摘梨，手里提着很长的麻袋，摘下就装进袋里。我当时四岁吧？就站在树下，偶尔有落下的梨就捡起来，飞快送进屋里塞进抽屉。如此往返，竟捡了多半抽屉磕烂了的梨。半夜时分，母亲开会回来，我（其实一直熬着瞌睡在等她）从床上一跃而起拉开了抽屉，说：“妈！我捡的，你吃！”

母亲的脸色立刻就变了：“你，怎么敢，拿人家的梨？！”

“树上掉的，我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