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便是一例。受其影响，凡写老北京的作品，便总是津津乐道于前门外的繁华、宣武门外的会馆，还有天桥的把式。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解，虽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却也是事出有因。

外城自明以来，即有东西之分，以前门为界，东指崇文门外，西指宣武门外。清人震钧作《天咫偶闻》，便立“外城东”“外城西”两卷，称：“外城士夫多居城西，商贾皆居城东”注3。二者间有着明显差别，不可一概而论。

北京城从明清以来几百年，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不存在哪里才是精华、才是代表的问题。入清以来，内城的宫廷文化与旗人文化，与外城的汉、回等族群的文化相辅相成、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这个城市的多元化特征。辛亥革命以后，南城流动的人口在不断地影响、冲击着内城人口的稳定，二者间的界限也在日益模糊，直到近年，宣武区与西城区以及崇文区与东城区的合并，导致了北京城几百年形成的内外城格局的最后消失。这个过程，也是本书关注的内容之一。

与在内城所做的访谈一样，我所做的口述的主旨，仍然是同一个，即这里生活着的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处于哪种空间环境之下、哪种社会群体之中，有着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怎么记忆这个城市和他们祖先的历史，又怎样看待自己的生活。

清代北京内城的主要居民是皇室王公、八旗官兵及其家属，身份相对单一。而南城迥异，虽然人口未必多于内城，但南城的人员成分十分复杂，有富商巨贾，也有贩夫走卒；有北方流民，也有南方士子。这使我无法将我在外城所做的访谈，像在内城那样按照社会群体予以分类，那些形形色色的人，本来就很难被分别归入某个圈子。何况百年以来，他们还很少有人有能力和时间来编织自己的社会网络，很多人甚至还未能寻找到自己归属的社会群体。这是外城流动人口多、迁徙频繁的结果，也是它仍然处于边缘而非中心位置的体现。

所以，本书的这些访谈，就都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群体的顺序排列的。

1954年的崇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