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皆佘氏子孙等。不同的，除记述互有详略以外，比较明显的是一处细节，即佘义士的籍贯。清人文与张次溪文都说是潮州人，唯张伯桢称是广东顺德人，而佘女士说自己的老家是顺德马岗村人，认为说潮州是错的。我由此推测：张伯桢所记佘家之事，很可能并非来自佘家，而本于清人笔记。但张与他的友人们既然与佘女士的伯父或直接或间接地有过交往，会知道佘家的籍贯为广东顺德，遂按佘家人说法，很可能会据此对佘义士的出生地予以改订。但张伯桢之子张次溪的记述，语气与清人笔记一致，至于他为何采用清人说法而不取其父的修订，殊不可解。前面还谈到，此墓志铭是1917年张伯桢修袁督师庙时，刻于庙内中屋南墙上，而并非位于佘家为之看守的袁崇焕坟墓之旁，也说明此事经由文人彰显的可能性显然大于民间的口耳相传。

佘女士口传的故事，与这三段文字记载相比，歧异之处主要有二。

第一是三段文字记载讲的佘义士所盗，都是袁大将军之尸，而佘女士说的是头。关于袁崇焕头颅的下落，《明史》没有交代，唯张岱《石匮书后集》记：“……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卷十一)，但也不知所由。所谓盗头，看来并无根据，很可能是口传的走样。此外如佘义士究竟是袁崇焕的仆人还是谋士，说法各异，佘家人当然愿意说得更体面些，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

第二处就比较重要了，即张氏父子均未提到、唯清人笔记中所记的一句话：“迄今守庄者皆余某子孙，代十余人”。到清朝中后期尚且是“代十余人”，虽算不上泱泱大族，却也不能说是人丁稀薄，这便与佘女士所谓其家代代单传的说法相左了。有关人士对佘家故事将信将疑的原因，就正出自这里，他们认为佘女士所谓的十七代，一则没有族谱等文字资料作为证据，二则从时间上算也不太相符，三是几百年的漫长年月，其间会有多少枝枝蔓蔓，哪里会如此直线一样的简单。所以佘女士所述世系，顶多从她本人上溯三代还有可能是真实的。这种怀疑确有道理，从佘义士盗袁尸的1630年算起到1939年出生的佘女士，300多年经历17代，未免迅速了一些，我在第二次访谈时追问佘女士第十四代佘淇之上的世系，原因也在于此，我甚至怀疑是有人将“代十余人”理解为十余代，这当然是有可能的：

定：咱们排一排您家这十七代。

佘：我十四代的先祖叫佘淇。十五代是我爷爷佘恩兆，十六代是我伯父佘汉卿，父亲佘选增。十七代就是我了。我还一个堂哥，叫佘宝林，两个堂姐一个叫佘幼玲，一个叫佘幼兰。他们现在还在。

定：十四代再往上您还能数么？

佘：那我就不太清楚了，那就失传了。

第三是我所见《燕京杂记》中的“潮州人余某”均作“余”而不是“佘”，我用的是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的点校本。从所记事实与后来守墓者均姓“佘”来看，应是该本的笔误，至于是原文笔误还是点校本之误，尚有待查考。

此事有可能出自文人彰显，还有一事可证，那就是佘女士本人也是从这些文人口中听到这个故事的，她两次陈述都谈到这点。第一次她是这样讲述先祖盗头的故事的：

定：那你们家后代对您先祖怎么盗头的有没有传下什么故事来？

佘：那没有，就说冒着满门抄斩的危险，趁夜黑的时候，把袁大将军的头从菜市口的旗杆子上盗下来，就偷偷地埋在我们的后院里。你想袁大将军是这么一个重臣，罪名又是反叛，当时北京四九城都关闭了，当时在北京的广东人挺多的，跟着袁崇焕做官的人也挺多的，但别人都不敢。唯有我们先祖，深知袁大将军的为人和忠诚。

自从我先祖把头盗了以后，就隐姓埋名，辞官不做，告老还乡，当老百姓了。临终时把我们家人都叫到一起，就跟我们家里人说，我死以后把我埋在袁大将军的旁边，我们家辈辈守墓，我们一辈传一辈，不许回去南方，从此以后再也不许做官，所以我们遵守先祖的遗志和遗愿，一直守在这儿。到我这代已经是第十七代了。从1630年8月16号袁崇焕的忌日，到现在是三百七十一年。

我第二次访问佘女士时，再次问到佘女士如何听到这个故事的问题：

定：您这些袁大将军的故事是从什么地方听来的呢？

佘：我父亲死得早，我是听我伯父和蔡廷锴呀，蒋光鼐呀，叶文伯、柳亚子呀，聊天儿。我们家的事我为什么听得那么多呢？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历史，过去我们家是大家庭，我又是女孩子，一来客人根本不让女孩子在跟前儿，我们家的墙不是砖砌的，是隔扇。中间不是有空隙么，我就从空隙那儿听。我妈也老给我讲这些事，说你们家的事怎么怎么样啊。

定：有一个叫张伯桢的人您知道么？

佘：知道。听过这个名字。还有一个叫张次溪的，张次溪是张伯桢的儿子。龙潭湖那儿是张伯桢的家庙，因为他很佩服袁崇焕，所以他把袁崇焕也搁到他的家庙里了。张次溪写过《北京一条街——佘家馆》，1956年写的。我见过他，北京大学的教授，胖乎乎的，戴个眼镜。

定：他们家跟你们家有来往么？

佘：有来往，因为我们是同乡啊，我们是广东人，他们也是广东人，经常到我们这儿来，还有叶恭绰、章士钊。

定：张次溪的后代和你们还有来往么？

佘：……不太清楚了，我也希望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