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破烂衣裳，破玻璃(丝)袜子，口红，高跟鞋，有稍微好一点儿的，能穿的，毛衣，拿现在来说都属于那种该烧的洋垃圾，大家拒绝接受，扔一操场。我就带头干这个，还办壁报，写些什么歪诗啊，整些小品，拐着弯儿地骂国民党。那时候的老师相当穷啊，就画一个“空前绝后”，就是鞋前头破了，“顶天立地”，就是到冬天没帽子戴，光着头，就弄这些东西。我还在学校饭堂的菜里发现了苍蝇，就鼓动同学一块儿罢吃，让学校给个说法，就干这些事。

那时候三大战役，从新华门到历史博物馆、南池子这边儿吧，(墙上)都是拿臭漆写的USA GOGO，就是滚蛋。长安街新华门斜对面有一个叫参议会，那个小洋楼三层，曾为建设总署，1945年以后改为参议会，就是“七五”东北学生把会标都砍了去，拿臭漆写上“土豪劣绅会”，七扭八歪，一直到解放以后多长时间都咔哧不下去。警察还给学生当人梯，巡警也捞不上饭吃呀，那时候的巡警最惨了，不像现在警察这么阔。

那时候在昌平那边有个特刑厅，特种刑事厅，为镇压学运而设，专门抓人，关在那儿。形势很严峻哪，天天儿都提心吊胆，我哥哥姐姐都在解放区，我害怕呀，我怕暴露，还不满门抄斩了，所以我老跟某一圈子的同学在一块儿，这帮同学不一定有什么政治背景，就是整天吃吃喝喝的，看电影，唱流行歌曲，地下党的同学一直观察我，很长时间难于判断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弄不清李滨的面目。

后来我大伯父来了。你想想，我母亲带着我们三个人，在里屋一张床，他来以后就在外屋，一双人床，跟他那小媳妇，那小媳妇还有一个哥哥，舅爷，也在那儿住，你想怎么弄？大伯子和弟妹，我母亲都不方便哪。我们家里也没地儿住，我就住校，住校时间就特别多了，就有同学发展我入民主青年联盟，还有民主促进会，到那年寒假就让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到解放区去。那个同学比我高两班，实际我们同岁。这是1948年，还没到春节呢，就寒假时候。然后拿了介绍信，就一张白纸，走的是东边这条线，到天津燕郊，然后到河北蓟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