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物，他一向秘不示人。有人问起，他就说已经售出，或说已经送往国外。解放前，他亲自将全部珍藏携往上海，现在可能流落到台湾或国外。

从前有钱人常在保险库内存放宝物。铁宝亭也在东交民巷华俄道胜银行租有保险库一间，存放大量宝物。美国曾伙同德、捷克、波兰、俄国的匪徒于深夜入内打开保险库盗走宝物。后来侦缉队侦查数月破案。铁宝亭原有翡翠材料一块，一尺方圆，五六斤重，六七寸厚，外皮已磨，但翠绿色未露出来，被盗时，匪徒认为是一块石头，体重难携，就弃置在铁柜外，铁宝亭捡回此石后，认为这是不幸中之大幸，因为被盗宝物的总值还不及此石之一半。1948年春，铁宝亭应西北军阀马鸿逵的要求，献出玉石图章一颗，作为祝贺蒋介石竞选总统成功，供精刻玉玺之用。此时东北人民解放军反攻长春、四平等地，国民政府军队节节败退，铁已感到北京并不保险，就托宁夏回族自治区银行行长李玉如由平返宁之便，特请马鸿逵发给名誉军衔，以便运输玉玺，顺便携带自己的财产赴沪。马鸿逵同意了。于是铁宝亭便将宝物装入八只皮箱，做玉玺用的玉石以及金条等物另放在一只小箱子内随身携带。1948年4月7日铁宝亭和他的第四个儿子乘福民公司轮船“万里号”由津赴沪。轮船因载重过多，在临近嵊山头时触礁沉没，幸被解放军搭救，在登上木板船时铁宝亭手提那只载有玉玺的皮箱不慎掉入海中。

1948年4月30日下午7时，铁宝亭所乘轮船驶抵上海黄浦江码头，铁宝亭父子由马鸿逵驻沪办事处及白崇禧的副官等接走。铁将财物安顿后，次日即随马鸿逵办事处人员赴南京，当晚谒见白崇禧，报告了玉玺沉海的经过。

1949年春，铁宝亭回平接眷赴沪。同年夏，铁全家四口及伙友一人，乘飞机到台湾。从此廊房二条这家有名的玉器店就销声匿迹了。注297

今日廊房二条之一(定宜庄摄于2006年)

今日廊房二条之二(定宜庄摄于2006年)

七、红尘内外与虚实之间 李荣口述

时 间：

2003年1月24日(第一次)

2003年1月26日(第二次)

2005年11月13日(第三次)

地 点：北京安外小黄庄小区某居民楼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张莉

[访谈者按]李荣是俗名，他的“赠名”曰贵山，可是人们都叫他圣安师，我不懂出家人的规矩，也不懂这种种称呼的由来，跟着大家称圣安师就是。

我为圣安师做正式访谈一共是三次，交谈的次数与时间比正式做访谈更多，甚至超过了对刘曾复。但在我的感觉里，只有第一次是成功的，那天他以讲述个人经历为主，虽为出家人，但对市井人情，无不洞晓，所述红尘之外事，远不如尘世之内的俗事多，诸如他还俗后参加建筑工程队的经历，以及旧日京城的店铺、前门之外的买卖、天桥生意人的规矩，林林总总，而且夹叙夹议，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第三次也就是2005年那次，虽然我与他交谈达数小时之久，整理出来的文字稿多达近3万字，却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他对有些问题讳莫如深，一是无论怎么问，也不详谈当年他如何接触到虚云法师，后来又怎么与他云游四方的经历。二是绝口不提他怎样从劳模一落千丈最后连个工作也没有的过程，我感觉他很提防我。2006年当我再一次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经历则愈发讳莫如深、闪烁其词。而尤为奇怪的是，当时我正参与法国远东学院吕敏教授等人关于北京寺庙的研究课题，我们利用的基本史料，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注298“内务府奏案”中，保存的乾隆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某大臣向皇帝呈报的“呈报官管寺庙殿宇房间数目清单”，和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善本部的《八城庙宇僧尼总册》。注299也正被档案中所记“官庙”问题搞得一头雾水，而当我持之询问圣安师时，他不仅一口否认京城内有官庙存在，而且怒斥这些都是“歪理邪说”，坦率地说，我已经奇怪在第一次访谈时，他能给我讲那么多的故事了。

直到今年，也就是2015年4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张莉电话，说圣安师摔倒了，情况并不是太好，我说从第一次为他做口述至今，已经十多年过去，他出生于1916年，想来该有快百岁了吧。张莉却说他今年才89岁，家人正筹备在九月为他过九十大寿哩。几天后我赶去他家探望，看到他的身份证方知，他竟然是1926年才出生的，与他自己所述，差了整整十年！我想问个究竟，但他此时已经不能讲话。回家后我拿出他的口述，发现他所述一生行迹，一步一步，都严丝合缝地符合1916年出生这一年龄，那么，究竟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呢？如果他确实出生于1926年，他又为什么要隐瞒这10岁呢？

圣安师于当年5月辞世，他的年龄，终于成为一个永久的谜。

圣安师口述中的谜并不仅仅年龄一项，但仅就年龄一项考察，就有多处须推敲之处，譬如他跟随虚云法师云游天下时，按他自己所述，是在少林寺学佛11年之后的1939年，如果他出生于1926年，那就是说他2岁时就已经到了少林寺，随虚云云游时则仅仅13岁，这又如何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