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印就的所编史料底稿，缓我一时之急。感谢同一师门的杨国强先生，阅读了部分文稿。他那提意见的技巧，使我顿然体会出自己的不足。感谢亦为同师的朱金元先生和唐克敏先生，他们的鼓励和帮助，成为我能如愿完工的一大动力。

　　我心中最为感激的，毫无疑问是在我之前作了充分研究且对我颇有启示的诸位先生。因我参考的文献较多，此处无法一一恭录。我已将拜读他们大作的收益，敬录于注释之中。在这里，我还要说一句，请原谅我踩在你们的肩膀上……

　　以上感谢，并无推卸责任的意思。本书的一切错误，当由我个人负责。

　　1994年1月于北京东皇城根

　　绪　论　由琦善卖国而想到的

　　中国的历史学，最注重人物评价。打开史籍，善恶忠奸分明，好人坏人一目了然。

　　在坏人的队伍中，琦善大约可属“最坏”的一类，因为他犯有古今中外均视为不赦的罪行——卖国。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会饶恕自己历史上的卖国贼。

　　可是，琦善果真卖国吗？

　　我以为，这里面存有许多疑问，可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琦善其人

　　琦善出生于一个满洲贵族家庭。祖上恩格得理尔，以率众投附有功，封一等侯爵。父亲成德，官至热河都统。琦善16岁时以荫生的资格分发刑部，由正五品的员外郎候补。18岁时正式补官，此后仕路畅顺，飞黄腾达。1819年，他29岁时，便当上了独挡一面的河南巡抚。后历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东河总督、成都将军等职，期间曾因治水失宜而被革职，但开复特快。1831年，迁督抚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1836年，授协办大学士，1838年，擢文渊阁大学士，官居正一品。[1]

　　琦善为官办事，好用诡道怪行，但也多验明效。他为人傲慢气盛，但官场结交甚广。他勇于任事，好大喜功，任职中的失败几乎与成绩一般多。道光帝也特别看重他敢于闯创、敢于负责的品格。

　　至1840年鸦片战争时，琦善的正式身份是一等侯爵、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后改两广总督）、钦差大臣。他在与英方的公文往来中，得意洋洋地自称“本大臣爵阁部堂”。[2]可以说，他位极人臣，圣眷正隆，达到他一生的顶点，为同僚们望尘莫及。

　　我们若从当时人的观念来思考，就会产生疑问：琦善一家世受国恩，本应更加忠君爱国，道光帝待其不薄，没有理由背叛主子，可他为什么要卖国呢？这与后来汪精卫因政治不得意而改换门庭的场景，似为格格不入。

　　当时的一些论著谈到琦善的举动时，采用了“贿和”的说法。让我们来看看这方面的可能性。

　　琦善之家是一个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大家族，家底颇丰。他本人又久为高官，在搜敛钱财上的功夫，也不差于其他官僚。他是个有钱人。

　　关于琦善的家产，民间流传的说法，几近天文数字，一份传抄的琦善于1841年获罪抄家的清单称，琦善拥有“番银”1000万元，珍珠奇宝无算，另有田地34顷，房屋340间，当铺6处，店栈81处。[3]若此当真，琦善的家产超过当时任何一位英国贵族，甚至女王本人。

　　但从档案史料来看，民间的传说显然是夸大了。据负责查抄的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奕经等人奏称：

　　奴才等查抄琦善家产，前经奴才等将查出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五千一百余两，元宝七百八十一个，散碎银锞锭二万六千五百余两大概情形，具奏在案。今复连日详细抄检，又续行查出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二千两，元宝六百十七个，散碎锞锭银二万余两……[4]

　　后据道光帝面谕，负责将琦善没官财产生息以充兵饷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奏称：

　　琦善入官元宝银一千四百三十八个，散碎银四万六千九百二十两……琦善入官地亩，现据内务府按契核计，共地二百五十二顷十七亩零，以地方官征租差地核计，每年可收租银二千余两。又琦善入官铺面房间，内务府现已兑明，每月约得房租银九百六十二吊二百二十八文、银五十一两……[5]

　　由于没有找到其他有关此次抄家的奏折和清单，我们还不能得知琦善的自住房产和达官贵人家常有的珍奇宝物古玩等项，但从上引金、银、田产、店铺等看，数额已经相当可观。

　　若说有钱人就不会受贿，当然不能成立。但作为家赀丰裕的琦善，大约不会见了自鸣钟、玻璃盏之类的新奇洋货便心旌荡漾。在中英交涉中，他若要受贿，就绝非小钱，而必然是一笔大数目。

　　实际上，有关琦善“贿和”的说法，当时风声甚大，就连深居于宫禁的道光帝都已听闻。生性多疑的道光帝，在下令锁拿琦善后的第三天，又密谕靖逆将军奕山“密加查访”义律与琦善之间“有无私相馈赠之事”[6]。奕山对此未能找到证据。[7]琦善逮京后，由道光帝亲自审定的讯问琦善各条中，其中一问是：

　　琦善既与义律（Charles Elliot）往返说话，情意亲密，自天津以至广东，该夷目馈送琦善物件若干？琦善回送是何物件？均须一一供吐，不准隐瞒！[8]

　　琦善对此是一口否认，在审讯中称：

　　伏查琦善与逆夷言语不通，不过为公事暂事羁縻，假意待之，岂肯收受馈送，自外生成。亦未给过该夷物件。不敢隐瞒。[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