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办。否则大皇帝抚有万邦，人稠地广，添船添炮，事有何难？岂有因此定海一县，遽肯受人挟制之理？本大臣爵阁部堂之所以叠次照会嘱令缴还定海者，亦正欲显有恭顺实迹，以便代恳恩施，冀行久远。兹犹喜贵公使大臣自天津以来，尚无滋扰，本大臣爵阁部堂方敢允为代奏。倘其间稍失恭顺，本大臣爵阁部堂已先获陈奏不实之咎，自顾不暇，焉能再为贵国筹画？而贵国既欲通商，若非处处恭顺，俟奏奉大皇帝恩旨准行，贵国又岂能安然贸易乎？事须从长计议，未可专顾一面。[22]（重点为引者所标）

　　这完全是一派天朝的语言。琦善的逻辑是：只有英方处处表现“恭顺”，听从他的“嘱令”，这位“大臣爵阁部堂”才会把这种“恭顺实迹”，上奏于“抚有万邦”的大皇帝，英方才有可能获得大皇帝的“恩施”。就连远在伦敦的英国外相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看到义律转呈的这些文件，也不免大怒，为此专门训斥义律：

　　我也颇为不安地看到，在你与琦善全部文书往来中，你曾经容许他擅用了一种妄自尊大的口吻，而你自愿采取一种甘居人下的地位。[23]

　　实际上，义律的这种“甘居人下”的姿态，也是他后来丢官卸职的原因之一。

　　时代的背景，规定了琦善的思想，而琦善的思想，又制约着他对英绝无卑媚仍不失傲慢的举止。我们似可由此而看到他的内心：他以堂堂天朝的“大臣爵阁部堂”自居，又怎么会冀求“区区岛夷”所颁之荣？又怎么会贪图“蕞尔小国”所施之财？又怎么会将泱泱大清卖给连地处何方都弄不清楚的“化外蛮夷”？

　　所有这些，都向人们表明，琦善不像是要卖国的。

　　他没有卖国的动机。

　　二　琦善卖国罪名之否定

　　辨明琦善没有卖国动机之后，还须一一分析琦善的卖国罪名。

　　在当时人的描述和后来研究者的论著中，琦善被控罪名大约有四：

　　一、主张弛禁，成为清王朝内部弛禁派的首领，破坏禁烟。

　　二、英舰队到达大沽口外时，乘机打击禁烟领袖林则徐，主张投降。

　　三、主持广东中英谈判期间，不事战守，虎门危急时又拒不派援，致使战事失败，关天培战死。

　　四、私自割让香港予英国。

　　以上罪名是否属实呢？

　　先看第一项，关于禁烟。

　　弛禁的主张，酝酿于鸦片走私最为严重的广东。一些见鸦片屡禁不止的官僚士子，为遏制白银外流，企图以合法进口征税、内地种植替代的方法，对付日益猖獗的走私活动。1834年，两广总督卢坤上奏试探，未果。[24]1836年，曾任广东按察使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正式出奏，又未行。[25]除此两起外，我们在清官方文书中找不到其他主张弛禁的言论，可见持此论者，只是少数忧虑时政的官员，并未形成清王朝内部的所谓“弛禁派”。

　　时下流行的许多鸦片战争史的论著认为，大量侵吞鸦片贿赂的官僚集团是弛禁论的鼓动者和支持者。我以为，此说既缺乏史料依据，又与事理相悖。因为，一旦实行弛禁，鸦片便成为合法商品，贩卖者即可不必行贿。对这些贪官说来，保持现状，即明禁暗不禁，才是最为有利的。弛禁论有利于国内外大大小小的鸦片贩子，但对贪官的利益却是一种冲击。

　　从各类史料来看，我们找不到琦善有关弛禁的言论；又因为清王朝内部似无“弛禁派”，称琦善是弛禁派首领，也无从谈起。

　　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主张严禁，道光帝下令各省将军督抚议奏。琦善表示同意严禁。[26]此后，根据道光帝的谕令，他在天津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查烟活动，1838年8月至11月，共起获烟土15万余两。[27]这一数字仅低于由邓廷桢主政的广东（26万余两），[28]而高于林则徐主政的湖北（2万余两），[29]居全国第二位。最近的研究也已证明，促使道光帝下令严禁鸦片的，不是林则徐，而是琦善。[30]

　　由此可见，琦善在禁烟活动中有着出众的表现。这虽然不能证明他是强烈主张严禁的官员，但足以否认其弛禁的罪名。

　　再看第二项罪名，关于打击林则徐，主张投降。

　　称琦善乘英军北上天津之机，攻讦林则徐的唯一可以看到的材料是，1840年8月11日，琦善奏称，向清方投递文书的英军“守备马他仑”，“其词只谓叠遭广东攻击，负屈之由，无从上达天听，恳求转奏”。[31]马他仑（Maitland）是英舰威厘士厘号（Wellesley）的舰长，[32]前往接收文书的是督标后营游击罗应鳌，他们的对话今已无从查考。但据此时递交的英方文件的内容来看，“叠遭广东攻击”一语，似非琦善为诬林而自行编造。[33]

　　至于惩办林则徐、另派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一事，本为道光帝所为，与琦善无涉。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的编纂官们，将原本应附于琦善1840年9月2日奏折之后的照会，误植于其8月17日奏折之后。这就给人一种误解，以为是琦善首先向道光帝提议惩林的。我们若将佐佐木正哉所辑录的英国档案馆中的中英往来文件相对照，不难发现此中的错误。[34]可以说，琦善完全是遵旨办事，并无羼杂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