馨向以“整顿”出名的林则徐讨教，如何改变福建水师兵匪一家的局面，林对曰：

　　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83]

　　而后来督练湘军的曾国藩，更是一针见血：

　　国藩数年以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84]

　　以上的描写，颇有专门暴露黑暗之嫌。其实，我为了研究结论的公允，曾千百度地寻找光明，但光明始终远我而去。我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本是一个难得见到光明的黑暗世界。

　　我的这一结论会否失之偏颇呢？只消看看当时人的言论即可释然。当时的人们因体会更真切，而评论更痛切，甚至呈递皇上的奏章中亦直言不讳。黄爵滋说：

　　今日之兵，或册多虚具，则有额无兵，粮多冒领，则有饷无兵；老弱充数，则兵即非兵，训练不勤，则又兵不习兵，约束不严，则更兵不安兵……顾何致积弊如此，臣思其故，皆由于营弁之侵饷自肥，扣饷自润……

　　（京城旗营）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声，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顶替，点缀了事……[85]

　　耆英说：

　　营员兵丁，亦无不以民为可欺，藉巡查则勒索商旅，买食物则不给价值，窝留娼赌，引诱良家子弟，包庇汤锅，代贼潜销牲畜。牧放营马于田间，名曰放青，阻夺货物于道路，指为偷漏。盗劫案件，则怂恿地方官，扶同讳饰；兵民涉讼，则鼓胁众丁，群起而攻。[86]

　　曾国藩说：

　　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锢习。[87]

　　在这些描写之下所能得出的清军总体印象，不正是一片黑暗吗？

　　至于由此而产生的训练废弛、军纪荡然，当时人的言论就更多了，我们已无必要再作进一步的讨论。

　　因此，在鸦片战争中，清军在作战中往往一触即溃，大量逃亡，坚持抵抗者殊少。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人的因素可以改变客观上的不利条件，又似毫无基础可言。

　　因此，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当时和后来的人们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清军已经腐败。

　　可是，眼下流行的各种鸦片战争的论著中，一方面承认清军已经腐败，一方面又使用了既模糊又明确的说法，“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奋战”云云，似乎只是一小部分上层人士对此应负责任，而下层官兵毫无责任可言。他们的例证，正是一小部分在抵抗中牺牲的将士。且不论这种以偏概全的方法在逻辑上的错误，就此一说法的倡导者的心态而言，多多少少又有一些阿Q的味道。

　　* * *

　　[1]　本节关于中国火药、火器的叙说，主要得益于王兆春先生的杰出著作《中国火器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此外，刘旭的《中国古代火炮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吕小鲜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英两军的武器和作战效能》（《历史档案》1988年第3期）也给予我有益的启示。在此特表示感谢。

　　[2]　相对说来，在这二百年间，西方的火器发展也很慢，主要是点火装置的改良，制造工艺的进步，而在外形上大体相似。双方对于对手使用的火器，亦非完全不知或迷惑不解。但在性能上的差别是很大的。

　　[3]　1548年，明朝军队在与倭寇作战的双屿之战中，缴获了倭寇使用的葡萄牙及日本的火绳枪（日本火绳枪是仿照、改良葡萄牙火绳枪而来），时称“鸟铳”。在此次战斗中，明军还俘虏了善于造枪的外国工匠。明朝军事当局立即派工匠学习，得其传而自制。清朝在明清战争中，又从明军那儿学会了制造火绳枪的技术。

　　[4]　清军的装备极为混乱，此据庆桂纂：《钦定大清会典图》卷69，嘉庆十六年（1811）刻本。

　　[5]　此时英军在枪械制造上开始采用机器，制成的枪械规格统一。尤其是使用镗床后，枪管直，弹道延伸性能好，而枪管与枪弹之间的缝隙较小。在清朝，鸟枪制造工艺仍为手工打制，枪管壁厚薄不均，有不平滑之处，致使弹道紊乱，射击精度差；且口径也大小不一，口径过小，即无法装药填弹，而口径过大，易泄燃气，弹出无力，飞行不远即坠地。

　　[6]　吕小鲜先生对此曾有研究，见《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英两军的武器和作战效能》（《历史档案》1988年第3期）。另外，即便是鸟枪手，一般也配有腰刀等冷兵器，以便与敌格斗。

　　[7]　1850年底黑龙江副都统清安奏请各地驻防八旗改造所部鸟枪，以如京旗健锐营样式。咸丰帝命各驻防大臣议复。从15件遵旨议复的奏折来看，鸟枪的使用年限很长。除泛泛地提到“使用已久”外，提到具体使用年限的共有6份。最早者为黑龙江，称“康熙时征剿俄罗斯由部颁来”，如此推算，达166年之久。其次为福州驻防，1755年启用，使用95年；又其次为杭州，1761年启用，使用90年；又其次为荆州，1779年更换半数，使用72年，另半数不知何时启用，其使用年限当在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