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手中。[14]他们认为，禁烟难就难在地方官的玩忽、胥吏的庇纵、兵丁的贪赃、奸民的枉法。其中许多奏折已经点明而另一些奏折虽未点明但也暗谕，禁烟最大的障碍在于充斥于鸦片交易中的贿赂，及由此引起的贪官污吏的暗中抵制。他们没有看到，英国的阻挠才是禁烟真正的终极障碍。

　　当然，即使严禁海口，仍是反走私的国内行动，与外国无涉；即使牵涉到中国境内的外国人，也与外国政府无涉。但这仅是法理上的正确，与殖民主义时代的强权相比，显得软弱无力。而且，这也仅仅是我们今天的认识，与清朝官员的意念毫无关系。

　　因此，清朝官员们所认定的禁烟的困难和障碍，实际上也暗暗立下主持禁烟人选的标准。这个人必须是公正清廉、办事认真、有一定地位、能破除官场旧习而起衰振弊的民事长官，而不是一个统帅三军与“外夷”（当时也不知道何“夷”）开战的军事统帅，更不是一个与“外夷”折冲樽俎交涉谈判的外交家（因为当时根本不存在近代模式的外交）。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林则徐无疑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林则徐，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11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以编修在国史馆、譒书馆、清秘堂充职，当过御史。1820年，嘉庆帝在去世前两个月，发现这个人才，放为浙江杭嘉湖道。以后平步青云。尽管因父母病故而两次丁忧，但复官即补实缺，由按察使、布政使、河督、巡抚而于1837年授湖广总督。

　　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作为汉人的林则徐能如此腾达，与道光帝的器重是分不开的。1822年，林则徐在召对中第一次见到道光帝，便获天语温嘉：

　　汝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有毛病，朕早有所闻，所以叫汝再去浙江，遇有道缺都给汝补，汝补缺后，好好察吏安民罢。

　　林则徐又请求给予工作指示，道光帝仅称，“照从前那样做就好了”。[15]此后，又多有褒奖之语。[16]

　　至于为官清廉，恰是林则徐的优长。在当时官场贿赂公行的恶浊之中，他的操守，他的自律，有着出污泥而不染的清新。

　　至于办事认真，当时可谓无出其右者。道光帝以守成、扎实为朝政宗旨，林的认真最合他的脾胃。1832年林则徐在东河总督任上查验河防各厅准备防堵的料垛，他逐一翻检，有疑便拆，按束称斤。道光帝对此大为感叹，在其两份奏折上朱批，赞其“认真”、“勤劳”。[17]1838年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督修江汉堤防，当他报告亲赴江堤组织防汛时，道光帝在其奏折上朱批，又一次称赞了他。[18]

　　至于禁烟决心，林则徐正是首行者。当他收到道光帝要求对黄爵滋奏折“各抒己见”的谕旨后，不待进一步的指示，率先动作，起获烟膏烟土1.2万余两。道光帝在上谕中称赞他：“所办甚属认真，可见地方公事，果能振刷精神，实力查办，自可渐有成效。”[19]

　　由此看来，道光帝选择林则徐主持广东禁烟，是有其理由的。而后来林则徐在广东的惊世表现，也证明道光帝的眼光不错。若要派其他人去，很可能流为轰轰烈烈走过场。

　　清朝官员在奏折中没有提到英国的反应，不仅是“天朝”的意象遮拦了他们的视野，还因为他们自己蒙住了自己的眼睛。

　　英国在此时有所动作。

　　1838年7月13日，就在各地将军督抚奉旨讨论黄爵滋的奏折之时，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马他仑（Frederick Maitland）率英舰两艘开到了广东虎门口外。[20]

　　马他仑率英舰的来访，是应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的请求，并奉伦敦方面的命令，目的在于向中国展示英国的武力，以支持当时的鸦片走私活动，[21]支持义律为中英平等交往而作的努力。对于前一点，英方自然不会明说，但也作了暗示，希望清政府能够体会；对于后一点，义律立即付诸行动。

　　先是在1836年12月，义律接任驻华商务总监督，为打破当时中英并无实际官方交往的僵局，破例用“禀帖”的形式，自称“远职”，通过行商将其任命的情况告知两广总督邓廷桢，并要求进驻广州商馆办公。[22]邓廷桢见“来禀词意恭顺，尚属晓事”，[23]经过一番查访，遂上奏道光帝，认为“虽核与向派大班不符，但名异实同”，“查照从前大班来粤章程，准其至省照料。”[24]1837年2月，道光帝批准了邓的请求，并指示“一切循照旧章”。[25]此后，义律又通过交涉获得了公文封口上禀和遇事随时驾乘舢板往来广州的权利。[26]1837年11月，义律接到英国外相巴麦尊的训令，要求他不经过行商直接与中国官员打交道，并在公文中不书“禀”字。义律立即进行交涉，在公文中精心改用“谨呈”、“呈上台前”等字样，并要求公文能由广州府、广州协的清朝文武官员直接转收。[27]邓廷桢对此予以拒绝。

　　此时，马他仑率舰队抵达，义律以此为后盾，于1838年7月29日，未经行商，直接向广州城门投递了未写“禀”字的公文，告知马他仑的到来。邓廷桢将此公文交行商退回。

　　第二天，7月30日，马他仑直接致书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以温和的语言，将其保护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