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收复定海的任务规定，但却在时间上给伊里布留下了充足的余地。再说，琦善办理“诉冤”禀帖、命令浙省接受“呈递字件”，种种情节，表现出与先前势不两立完全不同的风格。按照清朝官场用语的内涵，显露出中枢有意于“逆夷”和缓的倾向。

　　伊里布老谋深算，自然看出道光帝的意思。他与此时已经到浙的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一番商讨后，于9月8日出奏，认为琦善在天津办理“禀帖”，浙江此时就不宜进攻，以免彼此相左。浙江此时的任务是：一、从严防范，“不令该夷窜入口内”；二、将进攻定海之事“密为部署”。[93]也就是说，伊里布乘此机会，自作主张地改变了自己的使命，即从海上进攻定海换成从陆上防守镇海等处。明眼人一看即知，“密为部署”实为“暂为搁置”的障目幌子。

　　英方此时正意在谈判，伊里布此时放弃进攻，浙江和局由此产生。

　　可伊里布的这份奏折到京时，正值英军离开天津，游弋海上。道光帝不明英军的去向及下一步的打算，于9月16日发出谕旨，“所有攻剿事宜，该大臣仍密为部署”，并称舟山地广，英军无法处处设防，让伊里布探明情况，“以为进攻之计”。[94]伊里布9月24日收到此谕，仅仅过了一天，又收到道光帝9月17日谕旨，宣称英军已“听受训谕”，全数“起碇南下”，而定海英军亦将“先撤一半”，命令伊里布等对南下的英军“不必开放枪炮”，“勿以攻击为先”。[95]朝廷正在为“抚”计之胜而庆贺时，伊里布的“和”计也获得了事实上的批准。

　　就在此时，浙江又发生了一件事。

　　1840年9月19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致函浙江巡抚和浙江提督，宣称天津谈判期间，英方不会交战；指责清方煽动民众，拒供给养，缉拿安突德（P. Anstruther）等人；要求清方立即放人，并声称英俘若有半点伤害，必将报复。[96]

　　安突德是英军陆军上尉，在定海测绘地图时，为乡民所执。此外，清军此时还在定海、镇海等处俘获“黑夷”（指孟加拉人）8名，[97]参加封锁长江口的英军运输船风鸢号（Kite）在返航中失事，其29名船员（包括3名英军军官和1名英国妇女）也被清军俘获。[98]

　　伊里布9月22日收到伯麦的信件，立刻敏锐地感到：既然英方要安突德，那么清方正可就此机会提出条件。9月24日，伊里布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的名义，照会伯麦，告知钦差大臣的到来，宣布释俘的条件是英方“撤退兵船，将定海县城献出”。为了使他的建议更具诱惑力，另外承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