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情况上奏道光帝，那将戳穿自己编造的骗局。

　　我在第四章 中已经提到，由于奕山的种种谎言，使得道光帝误以为战争已经大体结束（虽然不那么体面），而璞鼎查的重开谈判、订立条约、钦派“全权”大臣等要求，再也遮盖不住奕山先前的不实之词。为及时补救，奕山再次派出余保纯，携带祁的照会前往澳门，[8]与璞鼎查交涉。

　　在“天朝”以往辉煌的对外交往史上，从来就是“天朝”官员不屑于接见“夷目”。义律谋求已久的两国官员直接面谈，终于在禁烟运动中林则徐派出余保纯后而成为平常。从此之后，义律从未拒绝过“天朝”官员的求见，不管局势如何有利于英方而不利于清方。此次，身为“夷目”的璞鼎查，却反过来摆出一副如同“天朝”般的架子，拒见任何清方没有“全权”头衔的“天朝”官员。8月18日，余保纯抵达澳门，没见到璞鼎查，接待他的还是秘书麻恭。

　　可是，这一切，到了奕山等人的奏折中，味道就全变了。

　　1841年8月23日，即璞鼎查北上的第二天，奕山、齐慎、祁、怡良[9]四人联衔上奏，施展了种种障目手法：

　　首先，他们隐匿了璞鼎查的主要职务——全权公使大臣，即全权代表，仅谓英国更换“领事”。按照当时的术语，“领事”是指管理来华商贾船梢事宜的“对华商务总监督”，又据邓廷桢先前的解释，它与“大班”名异实同。全权代表一职的隐匿，实为要害，因为可隐匿璞鼎查来华的真正使命。

　　其次，他们隐匿了璞鼎查拒见余保纯的事实，谎称新领事于8月15日便乘船出洋（整整提前了7天），由此不仅瞒住了受辱的真相，而且从时间顺序上来看，8月14日麻恭至广州，8月15日璞鼎查放洋，奕山等人无论如何也无机会见到这位新领事，弹指间便推卸了未能及时劝阻“夷目”北行猖獗的责任。

　　再次，按照他们的分析，义律的撤职是因其“连年构兵”而获罪（天晓得这一罪名是怎么想出来的），他对此极为不满，于是不告诉璞鼎查已获准通商的恩旨。璞鼎查不明实情，也不等待祁的复照，“出洋北驶”是上了义律的当。璞鼎查若北上“恳求马头”，极可能开炮启衅，而一旦如此，通商再断，兵衅不息，他就犯了与义律同样的错误，义律正好“为己卸职”（这真是一个让今人叹服的想象力极丰富的大胆“分析”）。

　　至于此事的处理，奕山等人奏称，余保纯向“副领事”麻恭（莫名其妙由秘书升职）传谕，大皇帝已恩准照旧通商，“何能别有干求，再行北往”，而麻恭听到这番劝谕，频频“点头称善”，但又称璞鼎查出洋之后恰遇连日南风，恐已行远，如能“中途赶上，定当遵谕传知”。接着，余保纯又传谕前领事义律，义律亦称将“遵谕寄信劝阻”。[10]

　　在整篇奏折中，奕山一字未提璞鼎查的真正使命，一字未提英军北上后将展开军事行动，尽管奕山还是向福建、浙江官员吹了风。[11]与真实完全相反的是，奕山笔下的麻恭、义律，一副“情词恭顺”的态度。还须注意的是，奕山在此预设了铺垫，即便英军在北方出现，那也不是他的责任，因为连日南风使麻恭追赶不及，璞鼎查没有能够听到他的劝告！至于广州战败后的奕山—义律停战协定等情事，依旧被捂得严严实实。

　　奕山再次展示出其捏谎的胆量和才华。

　　就在奕山等人在广州苦心构思奏折的当日，北京的道光帝收到了浙江巡抚刘韵珂的奏折，谓：听闻英军有北上浙江报复之讯（仍是先前义律的计划，与璞鼎查无涉），要求浙江不遵7月28日的撤兵谕旨，不撤退防兵。完全为奕山摆布的道光帝，对此说法根本不信，谕旨中严词驳诘：“试思该夷果欲报，岂肯透漏传播？既属风闻，从何究其来历？至所称确探夷情，如果驯顺，并无来浙之意，再撤防兵，所见尤为迂谬！着裕谦仍遵前旨酌量裁撤防兵，以节糜费。”[12]在这段圣旨中，我们不仅可看到专制君主的强词夺理，而且可测出道光帝对奕山谎言的中毒程度。

　　1841年9月5日，道光帝收到前叙奕山等人的奏折，自然无法看清局势之严峻，谕旨“加意防卫”，[13]但仅仅局限于广东，同日并无给闽、浙、苏、鲁、直、盛京各沿海将军督抚同样的指示。大概道光帝仍认为，璞鼎查的“北驶”，仍不会出广东沿海的范围吧。

　　道光帝的这道谕旨下发之日，正是英军攻陷厦门后主力再次北进之时。8天后，飞奔的驿马带来厦门失守的消息，道光帝大惊失色。

　　奕山的谎言，虽使他自己再一次免受厄运，却使这个国家陷于一场新的灾难之中。

　　二　厦门的石壁

　　尽管奕山的谎言骗住了道光帝，但却没有骗过他的邻居、督闽的颜伯焘。当英军的舰队乘风而至时，颜伯焘在厦门正严阵以待。

　　颜伯焘，广东连平人，世代官宦，祖父和父亲，都是清朝一二品大员。他1814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充编修等职。1822年，放外任，授陕西延榆绥道，后历陕西督粮道、陕西按察使、甘肃布政使、直隶布政使等职。曾在平定张格尔之役中办理军需、报销等事务，获得道光帝的好评。[14]

　　1837年，颜伯焘迁云南巡抚，隶于云南总督伊里布。1839年伊里布改两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