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罗忒氏，蒙古镶黄旗人，贵胄出身。他的曾祖父班弟，为雍、乾两朝的名臣，频频出将入相。1754年，任定北将军出征准噶尔，因功由子爵晋为一等诚勇公，后因阿睦尔撒纳复叛，孤军五百困守伊犁，兵败自杀。其祖父、父亲，亦官至清朝一二品大员。

　　与其他优裕的八旗子弟的欢游闲放不同，裕谦在家庭中受到几乎完全汉化的性理名教的教育。1817年，他24岁时中进士，[61]入翰林院，很为蒙族人争光。1819年散馆后，以主事签分礼部补用，但到1823年才补上实缺。1827年外放湖北荆州知府，后调任武昌知府。1834年迁荆宜施道，未久迁江苏按察使。后因丁忧、患病告假两年。1838年复出，再任江苏按察使，次年4月迁江苏布政使。1840年1月，以老成著名的江苏巡抚陈銮病故，又署理江苏巡抚，后真除。

　　与其他督抚同城的省份不同，江苏巡抚驻节苏州，与驻江宁（今南京）的两江总督尚有一段距离，有着较多的自由和自主。[62]1840年8月，两江总督伊里布授钦差大臣，前往浙江，裕谦署理总督，成为江苏的最高军政长官。

　　于是，他放手大干一场。

　　于是，他接任钦差大臣、继任两江总督。

　　从正三品的按察使，到从一品的总督，[63]裕谦的三级跳，仅仅用了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这颗新升起的政治明星，在当时的官场上引人注目，为人看重。

　　从裕谦的履历来看，我们还找不到什么今天可特别注意之处。他虽说还算是一位勤政的官员，但主要经历为知府一级，按察使、布政使在清朝又已降为属员，因此在史籍上看不到其优异的政绩。[64]他的仕途坦畅，除了机遇特好外（牛鉴迁职、[65]陈銮故去、伊里布斥革），还与道光帝的用人方针有关。

　　我在第三章 中已经提到，道光帝是一位信奉“保守疗法”的社会病理学家，追求调补疗效。他坚信祖宗留下的制度已经尽善尽美，认定当时社会的病因在于官员们的玩忽职守。因此，他特别看重官员们的“德”，在用人方面，特别是危难关头，偏爱皇亲国戚、贵族子弟。他以为，这批人世受国恩，遗传的血液中具有多量的“天良”和“忠诚”，绝不会放任国运衰落。在鸦片战争中，他先后重用的琦善、伊里布、奕山、颜伯焘、裕谦，以及后面将会出场的奕经、耆英，均有家世的背景。裕谦的频频升迁，似有其曾祖父班第的冥冥保佑。

　　然而，裕谦之所以深孚众望，非为其职重位高，更非其血统高贵，而是他在这一时期表现出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迷人风度。

　　伊里布至浙江后，对武力进攻定海迟疑不决。身为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的裕谦，不便对其上司采取行动，便向路过江苏的颜伯焘倾泄不满，促成颜伯焘、刘韵珂启用林则徐的奏折。而他更为强劲的迂回动作，就是4次专折具奏：阐明武力进攻定海之必须，说明攻略定海之战法，表明其决战必胜之把握。[66]在这些奏折中虽无一言直接攻击伊里布，但其中表现出来的忠勇胆略却使道光帝耳热心动。1841年2月10日，道光帝授其钦差大臣，替代伊里布主持浙江攻剿，朱批中温旨激励：“正可相时而动，克成大功，用膺懋赏。朕惟伫望捷音耳。”[67]而他到了浙江后，一纸密片，劾伊里布家人不规，致使这位老长官上刑部大堂受审。

　　琦善在广东的主“抚”举止，也使裕谦义愤填膺。本来他的江苏巡抚、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与广东无牵无挂，换一个其他人即便心有不满，若非圣上垂询也不会表示意见；可他却不如此行事，一道弹劾琦善的章奏不知使当时多少人击节称快。已获罪斥革的林则徐见之大喜，亲笔誊录一遍，又在上密密麻麻作圈圈点点，点了总篇幅的一半以上。[68]在裕谦的笔下，琦善是“天朝”的头号奸臣，犯有“张皇欺饰”、“弛备损威”、“违例擅权”之三大罪。虎门的战败，全因琦善的“撤防”。[69]

　　裕谦的这些慷慨振奋、不留丝毫情面的言论，不仅使主“剿”的人士激动，也使一些对“夷”妥协的官员忌惧。伊里布、琦善吃过苦头，自不待言。靖逆将军奕山在与义律达成停战协议后，也连忙给这位倔直忠耿的钦差大臣写信，诉说种种不得已之苦衷。他生怕裕谦会放出不利于他的议论，信中的文句语气不无讨好叫饶的意味。[70]

　　但是，裕谦的上述言论，与他后来的行动相比，又明显差了一个档次。他在浙江任上，事事以极端手段处置之：

　　曾在英军占据定海期间“通夷”的4名汉奸被捕获，他下令处斩，并将首级遍传沿海各厅县悬挂示众，以示警尤，震慑人心。[71]

　　为了报复英军在定海掘坟的暴行，他下令掘开英军的坟墓，将数百具尸体刨出“剉戮”，然后弃之大海。[72]

　　他仇恨定海曾作为通商口岸的历史，忌恨外国船只不时对定海的觊觎，下令将当时还遗存的“红毛道头”（码头设施）及“夷馆基地”完全拆毁，消除一切痕迹。[73]

　　1841年3月定海军民捕获一名英国俘虏，他一反先前伊里布“酒肉养赡”的做法，下令绑出营门，“凌迟”处死，枭首示众。[74]

　　而到了后来局势危急时，裕谦的手段更至于登峰造极。1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