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0页。

　　[27]　《入寇志》，《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325页。

　　[2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册 ，第1684页。

　　[29]　关于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所花战费，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一、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称为7000万两；二、《清史稿·食货志》中称1600余万两；三、陈庆镛在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初四日上奏称：“此次各海疆动拨银两报部者，已不下二千万两，现在截销，尚有陆续补报等项。”（《籀经堂集》卷1）。陈庆镛曾任户部主事、员外郎，上奏时任江南道御史，其说自有材料来源。但他所说的只是“动拨银两”，即由户部大库支出及经过户部指令由各省藩库中支出的银两，而非实际开支数字。就报销情况来看，大多数省份应晚于道光二十三年四月，陈庆镛也无从了解实际报销情况。

　　[3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475—477页。浙江巡抚梁宝常奏称：一、浙江共收拨银7682821两，支出7480521两，其数字与拨银大体吻合；二、“尚有官绅士民捐办乡勇粮米，雇船出洋助战，并各口沉船钉桩，及定海火攻船只，制办兵勇衣帽枪刀，收缴器械价值，并奏准赏兵棉衣，封禁卤船口粮，一切例销未经请项之款，均划出另外分别办理”，即捐纳银两未入报销之数。

　　[3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385页。其中“应付兵差”用款19.9万两，“防堵”用银2.4万两，另钱1.1万串，全部由捐输经费项下支出。

　　[3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587—591页。其中军费来源为：一、部库及各省拨款，共计225万两；二、本省藩库、关库、盐库及没收银两，共计约172万两；三、官绅商人捐款，共计202万两，可见其捐纳银两已占其军费开支的三分之一。

　　[33]　四川总督宝兴折，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军机处录副》。其中出师广东官兵例支俸赏行装及各州县的夫马口粮9.3万两，撤回兵弁支付夫马口粮1.1万两；出师浙江用银3.7万两，撤回用银5893两；出师江宁用银1.8万两。

　　[3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414—418页。耆英奏称：“未便概行列入正开销，现于动用捐输案内另行奏报。”也就是说，捐纳银两的开支情况不在此1302400两的数字之内。

　　[35]　陕西巡抚杨以增奏，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宫中档朱批奏折》。其中例入正开销83191两，不入开销31600两。不入开销者由本省分摊分4年归补。

　　[36]　湖广总督裕泰折，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其中借支行装银约5万两，其余27万余两，将从“各官养廉公捐兵差津贴”中分16年扣还。

　　[37]　署理广西巡抚孔继尹折，道光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其中例入正开销者为32490两。

　　[38]　我目前已经查到的材料有：一、浙江省：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七日上谕称：“刘韵珂奏，商人情殷报效一折。浙江四所商人金裕新等以该省调兵防剿逆夷，军饷要需，呈请捐输银一百二十万两，着赏收……”（《道光鸦片战争案汇存》［抄本］第3册 。此事又见该抄本第4册刘韵珂奏；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刘韵珂奏，《筹办夷务始末》第4册，第1675页）。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扬威将军奕经奏：浙江试用道黄立诚等共捐银7.96万两，钱1万串（《军机处录副》）。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奕经等奏：冯镜等捐银1.93万两，钱8.7万串（《军机处录副》）。道光二十年三月十四日户部尚书恩桂等奏：慈谿县革员叶仁捐钱3万串（《军机处录副》）。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刘韵珂奏：省城一带练勇、助赈共得捐钱11.4万串（《宫中档朱批奏折》）。另奕经奏，叶仁等续捐钱98860串，银19500两（《军机处录副》，原件无日期）。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浙江巡抚梁宝常奏：官绅管贻棻等捐钱21.3万串（《军机处录副》），以上浙江省共捐银131.84万两，钱55.2万串。二、江苏省：道光二十年十月初六日，署两江总督裕谦等奏，淮南商人包振新等捐银50万两（《宫中档朱批奏折》）。裕谦又奏：淮票贩王益太等捐银30万两（《道光鸦片战争案汇存》（抄本）第2册）。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两江总督牛鉴奏称：扬州商人捐银100万两，其中50万两留备扬州防堵，50万两解赴省城（《宫中档朱批奏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两江总督耆英奏称：元和县程桢义等捐银46300两，钱283674串（《宫中档朱批奏折》）。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耆英奏称：“尚复劝谕该商（淮南盐商）等筹捐现银一百万两报效军需，上年十二月内完银六十余万两，本年正、二月间即当全数交库。”（《军机处录副》）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耆英奏称，蔡世松等捐银60万两（《宫中档朱批奏折》）。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耆英奏称，颜怀景等捐银1.1万两，钱1万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