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年本大臣议定贸易章程（中英虎门条约及附件），如裁撤行商、革除规费、减船钞，定税则、开五口及其余一切有益远商之事，大皇帝不待各国请求，即通行一体照办（指耆英对美、法宣布“皇恩”事），此即一无所偏之明证，非专为英国贸易通商所定也。至各国商人之于中国，则应遵奉新章，贸易输税，方能彼此相安，有合乎客从主人之义。[92]（重点为引者所标）

　　耆、黄端出了底牌，他们将以中英虎门条约及附件为蓝本，对美方的条约草案予以准驳。他们心目上的“中国制度”，就是包括领事裁判权等项在内的刚刚在各通商口岸实行的新制度。

　　顾盛收到此函后，非常高兴，这大体符合其意图，当日复函耆英，表示同意，并再次保证，“进京一节”“甘为中止”。[93]

　　此后的谈判，应当说是相当顺利。按黄恩彤的说法，“顾使得书（指耆英函）颇悟，伯驾来云：耆大臣心明如镜，无所不照，盖亦心折此书也。”[94]仅仅5天之后，7月2日，条约“已定十分之九”，仅在两项细故上存有疑难。经耆英再次致书说服后，也得到圆满解决。[95]

　　此时耆英的目光，又盯在顾盛手中的一纸国书上。尽管顾盛多次保证不再北上，但耆英唯恐其中有诈。他认定：“条约可以在外商定，而国书必须亲赉赴京，故其国书一日未缴，则夷情一日未定。”[96]7月3日，当顾盛终于交出国书后，耆英总算松了一口气，当即与顾盛签订了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又称中美望厦条约。

　　顾盛胜利了！他以一纸国书换来了一项对美极有利益的条约。耆英也胜利了！他阻止了美使进京，消弭了衅端，只是用文字的形式确立了一年前他对美国领事的口头承诺。双方都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居住17天的望厦村，各向其主子报功去了。

　　只有中华民族须长久地蒙受在这小小村庄中达成的协定而带来的灾难。

　　1844年7月3日缔结的中美望厦条约，共有34款，它是以美方提出的条约草案47款为基础，增删准驳，“四易其稿，始克定义”。[97]

　　今天的人们，自然会最看重该条约中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军舰自由出入通商口岸等不平等权益，且与中英虎门条约及附件相较，该条约危害中国更甚：

　　——关税　中英条约仅规定了各种货物的进出口关税，对税率的变更，并无明文。中美望厦条约第2款称：

　　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变更，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98]

　　此即中国近代史上“协定关税”之由来。根据片面最惠国条款，英方也获得了这一权利。又因清朝此后胡乱将“协定关税”权利给予其他缔约国，清朝欲改变税率，就得获得所有缔约国的一致同意。这对转型中的中国经济窒碍极大。

　　——领事裁判权　中英条约规定了中英民人纠纷应由两国官员共同审理，若确立英人有罪，由英国领事据本国法令治罪；对英人的逮捕权并未涉及。中美望厦第21款谓：

　　嗣后中国民人与合众国民人有争斗、词讼、交涉事件……合众国民人由领事等官捉拿审讯，照本国例治罪。

　　第25款又谓：

　　合众国民人在中国各港口，自因财产涉讼，由本国领事等官讯明办理；若合众国民人在中国与别国贸易之人因事争讼者，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

　　据此，清朝对美国民人的逮捕、审讯、定罪、惩治的司法权力全部丧失殆尽。英国又可据片面最惠国条款，“一体均沾”。各通商口岸的西方人，从此成为中国政府不可触动的特殊人士。

　　——修约　中英条约对条约内容的修订并无规定，而中美望厦条约第34款载：

　　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从字面来看，不易发现问题，但后果异常严重。此款种下咸丰年间英、法、美联合要求“修约”之祸根，成为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主要“理由”之一。

　　若从细微处更具体地分析，还可以举出许多。条约的制定者顾盛心中对此最为清楚。7月5日，即签约后第三天，他向国内报告，按纳不住心中的喜悦，一口气指出望厦条约较之中英条约的16项“优点”！[99]也正因为如此，中美望厦条件成为后来者的摹本。

　　可是，“天朝”中的人们并不这么看，他们自有一套评估标准。

　　7月7日，耆英、黄恩彤一行回到广州。9日，耆英上奏报告条约签订情况，并附有1600余字的夹片，详细评价中美条约。他声称，美方提出条约草案47款中，共有10款是“断难准行”的，予以了坚决的驳斥。[100]若以今日之国际眼光评价，被驳斥的10款中确有应当拒绝者，而有些又应坚持。如美方提出，美船进口停泊，“应请中国统辖护理，倘遇别国凌害，仍请中国代为报复”。就“代为报复”一语，涉及国际法、战争法多项，这里不需详论，但此中体现出来的清朝对其港口、领水的主权，必须坚持。耆英恐由此卷入国际争端，要求修改，结果条约第26款明确规定：

　　合众国贸易船只进中国五港口湾泊，仍归各领事等官督同船主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