歉。我们真是欠考虑。”

“别放在心上，”我再次表示，可在心里我又对自己说还是马上开车回家吧。纽约多得是那种有“探根究底的精神”的人，而且他们中也不是所有人都遵守职业道德的。如果我接手了七十一街的公寓——还有那里的电话——我就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一种令我手足无措的环境，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表现的，我已经没有灵活的手段来处理好这种事情了。并不是克里曼对洛诺夫所做的委婉的暗示没能挑起我的好奇心。也不是说我对这一系列的事情没有感到惊奇，先是在近乎五十年的时间里我第一次撞上了洛诺夫的艾米，随后我跟着她从医院走到饭馆，接着又是克里曼打来电话告诉我艾米得了脑瘤，并想用洛诺夫有一个如霍桑一般的“秘密”这种内部消息来刺激我。对于一个爱好隐居的人来说，一个把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局限在单调的重复里的人，一个将他认为的所有非本质的事物统统驱逐出生活的人（在表面上，他这么做是为了他的写作，但其实更像是一种失败后的撤退），那就像是被某种罕见的天文现象所控制，就好像在史前时代发生了一场人们对其还一无所知的日食：地上的凡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就在我正准备仓促地迈入一个崭新的未来之时，我又不明智地撤退到过去——这种倒退的轨迹谈不上很特别，但至少是出人意料的。

“我们想邀请你在大选之夜上我们家来，”比利说。“家里只有杰米和我两个人。我们准备在家里看大选的结果。我们可以一起在这儿吃顿饭。之后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你能来吗？”

“是周二晚上吗？”

他笑起来。“还是十一月份的第一个周一之后的那一个周二。”

“我会去的，”我说，“我接受了，”可我脑子里想的却不是什么大选，而是比利的老婆，也就是克里曼的前女友，还有就算机会能主动送上门来，我也无力再给一位女性带来快乐了。老年人讨厌年轻人吗？年轻人让老年人充满了嫉妒与仇恨吗？难道老年人不该讨厌年轻人吗？荒诞感自每一个角落迅速渗透进来，我的心因疯狂的渴望而怦怦直跳，就好像针对失禁进行的治疗对恢复性功能也有一定的疗效，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可是，在我隐居了十一年之后，不论我是多么性无能，多么性荒疏，在遇见杰米后我的性欲又被唤醒了。就好像性欲本身要拼命去证明它是一种生命力，就好像这个小妇人的出现带来了希望。

通过一次与比利和杰米的单纯又短暂的会面，我不仅重新被抛回到一个志向远大的文学青年的世界里，虽说对这个世界我早已不再感兴趣，而且对此时此刻就要出现的刺激、挑逗、诱惑与危险敞开了怀抱。想当初，是一个明确的威胁使我下决心永远离开纽约城——一个致命的威胁——它并非来自伊斯兰教世界的恐怖威胁，而是来自于我刚开始收到的死亡恐吓，FBI(29)认为这威胁来自于同一个组织。每一次恐吓都是通过一张明信片寄过来的，上面都盖有新泽西北部某地的邮戳，那也正是我少年时代生活的地区。邮戳上从来也不会出现相同的地点，可明信片正面的人物照片却每次都一样，都是当今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他不是在圣彼得大教堂里为信徒们祝福就是在跪着做祷告，抑或是穿着白色锦缎的法袍正襟危坐。第一张明信片上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犹太杂种，我们来自一个新成立的国际组织。我们的组织旨在对抗种族主义——即卑鄙下流的犹太复国主义(30)——的兴旺发达。作为寄生在这个“非犹太”国度里的又一个犹太居民，你已被我们列为黑名单上的攻击目标。因为你的住址是犹约(31)的公寓，所以势必由我们这个“部门”来完成“消灭目标”的任务。这个警告仅仅是开始。

第二张印有约翰·保罗的明信片也带来同样的问候与信息，只是在结尾处略有不同：“第二号警告，犹太佬！”

自那时起，我开始收到各种恶毒凶险的信息，不过一年里从不会多于两次，而且大多数时候一次也没有。有时，走在纽约的大街上，某个陌生人会突然走过来向我发难，那是因为在我的小说里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们或者惹恼了他们，或者是因为恼怒而受到吸引，也或者是因为受到吸引而恼怒。我经历过不止一次这样令人不安的骚扰，因为我写的书会轻易地使他们在大脑里形成一种作者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因为来自虚构的小说而趋于幻想。可是那种警告是将我作为攻击目标的：不仅因为连着好几个月我每周都会收到这样的明信片，而且因为就在同一时期，一位住在中西部的评论家，他曾在《纽约时报书评》里写过一篇对我的某本书表示赞美的评论文章，也收到了印有教皇照片的恐吓性的明信片。这张明信片是寄到他执教的大学里去的，而且注明烦请“马屁英语系”转交本人。没有问候语，只是用小字写了这么几句话：

只有一位一钱不值、专门舔人屁股、操蛋的狗屁“英语教授”才会恬不知耻地把这个犹太杂种最近写下的那一堆狗屎称作是“文采华丽、寓意深刻的杰作”。像你这样的垃圾可以随心所欲地给年轻人洗脑实在是一大悲剧。AK-47(32)，开火。只有那样才能挽救美国的高等教育，才能帮助它重回正轨。

是我在纽约的律师帮我联系上了FBI。结果，一位名叫M.J.史威尼的警探来拜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