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傻，”她说，“所以请你别说了。”

我看见了自己，我听见了自己，我的所言所行无不是在出自己的洋相，我讨厌我自己，我的绝望越深，我对自己的反感就越甚，可是多年前因为一场前列腺手术而被突然打破的与女性之间的性联系却因为杰米的出现而再次死灰复燃，我无法控制自己要假装没有做过这种手术的企图，我无法控制自己要表现出我早已不是的那个自我。

“我打电话给你，”我说，“本来是要说完全另一回事的。我并没有事先想好要说这些。我原本以为我已经完全摆脱了这档子事。”

“那可能吗？”她听上去像是在问自己，而不是问我。

“来吧，杰米。我觉得你能教会我一些我早就该学到的事情。”

“那只是你的幻觉。全部都是。不，我不能来，祖克曼先生。”接着，也许是出于好心，也许仅仅是因为想要甩掉我的纠缠，也或许其中确实有部分的真心，她补了一句：“以后再说吧，”说得就好像我和她一样拥有无穷的时间可以消磨可以等待似的。

于是我逃跑了，放弃了曾经是我的力量源泉的那股动力，它曾经挑起过我的勇气，也曾经激发出我的满腔热情和我对外界的抵抗力，也曾经唤起我对不论大小的一切事物的热切关注，并要求我在其中寻找出意义。我没有像从前那样留下来坚持战斗，而是选择了逃跑，我要甩掉洛诺夫的手稿和它激发出的全部热情，我要甩掉看到手稿边上克里曼写下的平淡又庸俗的笔记，看到他用愚蠢透顶的方式歪曲了一切之后必将产生的满腔愤慨。我不想再和他争论，我不是他的对手，我不想再陷入一场无谓的混战，于是——就好像这是一部我一辈子都不感兴趣的作家写下的作品——我把这部我连看都没看的手稿丢进了宾馆里的废纸篓，坐上汽车，在天刚黑的时候就回到了家里。在逃跑时，你会匆忙地做出决定要带上哪些东西，而我的选择是不仅丢弃这份手稿，而且连我在史特兰德买下的洛诺夫的六本书也一同丢下。我家里还有一套，是我在五十年前买的，要陪伴我度过余生，它已绰绰有余。

我在纽约的历险维持了还不足一个礼拜。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纽约来得更为世俗，待在那里的人们全都喜欢打手机、上饭店、偷情、找工作、看报、在政治中消耗自己的热情，而我还曾想要回到这个原本属于我的地方，想要继续住在那里重拾做人的感觉，想要重新唤醒我本已放弃的一切——爱情、欲望、争斗、同行间的倾轧，所有这些往昔世界给予我的剪不断理还乱的馈赠——然而，如同一部镜头不断跳跃的老电影，我只经历了短命的一瞬，就慌里慌张地打了退堂鼓。在这里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