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都不要想。养一个读书识字的小畜生出来，难啊。武汉就好了，省钱不说，这读书识字，是肯定不用愁的。”

　　寒门和高门的差距，仅仅是受教育上，就是天差地别。高门可以搞自己的学校，寒门玩个屁，只能供应一两个脱产读书种子，还要拜访名师，才能借用老师的名气混出来。

　　这就是“名士”的好处，但“名士”和世家不搭界，“名士”很有可能就是奋斗了四五六十年的老牌寒门子弟。

　　“实不相瞒啊，老夫是真想张操之来管着襄州，反正老夫没啥想法了，多拿钱，最好送两个孙子孙女去武汉读书。眼下这光景，那就是个屁，他娘的拿得没武汉吏员多不说，三百来亩禄田，要是不好好拍襄州人的马屁，他娘的还不给老夫好好种。”

　　实际上，贞观朝初期，并不缺少亲自下田的县令，尤其是一些下县，县令全家老小跑去耕作朝廷配发的三百多亩禄田，也不是没有过的事情。

　　到了贞观八年之后，这情况才好转起来。

　　只是“谷贱伤农”的同时，但凡带着点良心的“百里侯”，也是被粮价搞的心烦意乱。

　　一个县令每个月就算拿五千斤粮食，那有个屁用，根本卖不出去。最惨的时候，每个月发的粮食工资，折算下来，也就是一千几百个铜钱。这他妈顶个屁用，尤其是襄州离武汉相对较近，局部地区的“通货膨胀”，也是影响到他们襄州的。

　　这就导致普遍日子越来越好，可朝廷俸禄又没鸟变化，简直是惨不忍睹。

　　要不是每个月还发布匹，真心日子没发过。

　　可和武汉那边比起来，那就天上地下，比都不用比。

　　武汉的津贴是浮动的，并非固定就给那么多的钱。“通货膨胀”的同时，津贴等于就是“浮动工资”，水涨船高也就过得不那么痛苦。

　　在武汉混个三五年，调到别处围观，三五年只要不是成天狂嫖滥赌，攒下来的积蓄，足够一个武汉吏员在外面混上十年八年的。

　　武汉吏员每个月拿工资，工资条是本地特色，到手总计和分类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在别处，哪怕是雄州上限，县令的禄米都可能被胥吏玩猫腻，如果县令不听话的话，就会被地头蛇整的要死要活。

　　所以那些比较刚的县令，就会带着全家老小去种地，宁肯种地也不服软不低头。

　　比较出名的一个，就是李奉诫的老子李大亮，早年安抚流民怼蛮子刚豪强，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

　　只是隋唐交替，李大亮运气也不好，给他鼓吹的人基本没有。

　　好在儿子给力，李大亮也算是熬了过来。

　　但天底下像李大亮一样的，大多数都被刚死了，同流合污，有心无心跟着地头蛇压榨地方中低层，才是社会常态。

　　三县官员提到武汉吏员，一个个羡慕嫉妒的样子，除了真心羡慕福利待遇之外，更羡慕那种毫无顾忌，可以一展抱负的官场环境。

　　哪怕武汉同样也有捞钱捞得飞起的官吏，可社会常态就是比烂，和荆襄官场生态比起来，武汉简直就是清流中的清流。

　　而他们三县官员，但凡有点念想的，都觉得深陷泥潭之中，被地方世族卡得死死的。

　　朝廷的权柄，只有在自保的时候，才会用一用。

　　与其说是“代天子牧民”，不如说是跟老世族一起分赃。

　　“诸君，陈使君的车马已经回转，咱们过去吧。”

　　不多时，外间来了个人，冲三县官员喊了一声。

　　“走。”

　　“走走走。”

　　“走！”

　　三人喝了最后一口酒，扔了一把铜钱在桌上，起身离开了雅间，朝着外面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