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

1931年底，上海中央军委特科派王世英到南京建立情报网络。在很短的时间内，王世英就发展了王昆仑（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左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干事）等一批情报关系，获得的情报很多。王世英因此必须每周从南京去一趟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但是，南京、上海和京沪线上的国民党特务、警察搜查得很严，这样频繁地来往于南京、上海之间，难免出事。

铁甲车队有个队长是王在黄埔军校四期的同学，于是王世英找到这个队长。这个队长整个就是《潜伏》里的谢若林，不管主义，只做生意，利用铁甲车来往京沪的便利走私鸦片。他对王世英说：“我不管你是真做买卖还是假做买卖，只要不声张就行。”从此，王世英就每周乘坐国军的铁甲列车，去上海向军委传递情报，直到1933年2月调回上海，接手负责中央特科和红队。

如果深究起来，这列北平号装甲列车，很可能就是张宗昌为其白俄部队建造的“北京号”装甲列车，曾在军阀混战和北伐战争时期十分活跃。在美国人丹·赫尔曼所作的《白肤色中国官员》一书中，曾经用当事人目击的记录描述了北洋军阀部队一列装甲列车的命运。当北伐军与起义者攻占上海时，这列“燕京号”或者“北京号”装甲列车满载孙军败兵和官员试图冲入租界避难，结果被北伐军炮火击中翻车，后逃跑向租界的人员又遭到“暴动者”的截击，全军覆没。据此，这列装甲列车可能在上海迎接北伐军的起义中被起义人员俘获。1928年，国民政府将北京市改名为北平市，这列装甲列车大约就在此时改名，此后一度由唐生智部使用。1929年12月唐生智在平汉路起兵反蒋时，他手上有五列铁甲车：民生、民权、平等、泰山及北平号，以蒋锄欧为铁甲车司令。但蒋锄欧无心内战，不久即利用自己掌握的密码，向南京输诚。唐生智战败后，蒋锄欧成为南京政府的铁甲车司令，受到蒋介石的重用。

交通兵2团直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按说十九路军发起淞沪抗战，南京政府方面并没有全力支持，那么，属于交通兵2团的装甲列车怎么会支援十九路军的战斗呢？

一种看法是，交通兵2团的4列铁甲列车担负着京沪线日常巡逻任务。估计当时交通兵团的铁甲列车正好巡逻到上海，赶上“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并遇日军装甲车攻击淞沪铁路，于是投入了战斗。另一种看法是，京沪铁道上的装甲列车是接受双重指挥的，除了总司令部可以调动，淞沪警备司令部也可以指挥它们。一二八时的淞沪警备司令是蒋光鼐，此前为陈铭枢，都是十九路军色彩浓厚的将领。据考证，1月23日十九路军下达作战计划时，曾将铁道炮队（即装甲列车）配属给78师使用。从这一点看，后一种看法更有道理。

1月28日夜，中国装甲列车的出动，成为日军攻势转为守势的转折点。但是，他们的战斗还不仅如此。

中日双方的战斗持续到1月29日中午才渐渐沉寂。下午1点30分，上海市长吴铁城通过英国领事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联系，双方达成了暂时的停战协定。但是，此后双方的战斗并未停止。

根据《淞沪御侮记》记载，1月29日晚7时，日军“飞行机17台（架）沿沪宁铁道线路轰炸，其中两机飞抵真如，并破坏北站停车场”。中方随后展开反攻。

这队日本飞机应该是能登吕号的水上飞机，日军两艘正规航空母舰加贺号和凤翔号正在赶来上海途中，加贺号30日下午5时到达上海，凤翔号2月1日到达上海。但是能登吕号的记录是携带八架飞机到上海，四架上岸使用，自己只搭载四架飞机，所以机数上中方的记录可能有所出入。

六

日方没有记载这次攻击的主要目标，不过蔡廷锴将军回忆“暗藏在天通庵（应为北站）车站内的两列装甲列车只使用了一次，就因为汉奸指示目标被炸毁”，指的应该是这次空袭中日军的战果。

在此之前，在锦州的东北军装甲列车部队曾与日军展开战斗，并在激战中一对二击败来犯的日军装甲列车，日装甲列车指挥官板仓繁大尉被击毙。但东北军的装甲列车最终被日军飞机击毁。由此可见，依靠铁轨运行的装甲列车虽然防御和攻击能力优秀，但战场机动能力较差，防空能力弱，飞机正是它的克星，二战中负有盛名的波兰的装甲列车部队也在德国空军的打击下全军覆没。

事后，日军声称在上海的战斗中俘获了一列中国装甲列车，而且对其的研究影响了日军铁道兵的发展。

不过，根据后来的战斗情况看，蔡廷锴将军的回忆可能有误。据高桥升在Panzer 1997年第7期撰文所述，当时参战的中国装甲列车一共两列，形制略有区别。日军这次空袭后，中国装甲列车曾再次出击。因此，被击毁俘获的应该只是一列装甲列车而不是两列。同年秋天，在狙杀张宗昌的事件中，北平号装甲列车曾出现在济南，说明它并没有损失在上海的战斗中。

在上海北站被击毁的中国装甲列车（局部），可以看到其旋转炮塔中的机枪已经被中国军队拆走。

在真如被击落焚毁的矢部机，中方后本着人道主义立场将矢部携带的千人针、护身佛等交还日方。

由于十九路军防空力量薄弱，对日军当时技术指标并不怎么出色的飞机，硬是没有办法，只能任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