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进行下去，使得她只好收拾起东西离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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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唯一没有告诉他的是搭伙儿聊聊这个说法。她有一种预感，一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她肯定会再一次泪流满面。

“拦住女人说话，”他说，“肯定比拦住男人更加容易些。”

“对的。是这样的。”

“他们觉得女人态度肯定会温和一些。”

“他仅仅是希望有个人跟他说说话罢了，”她说，立场稍稍有些改变，“他想跟人聊聊天的渴望要大过我不想和别人交谈的程度。这我现在明白了。我看上去并不像很小气。我看上去并不像很冷酷。可是当时我就是那样的。”

停顿了一小会儿，这时她总算再一次把鼻涕眼泪都控制住了。

他说：“你以前也想过要对什么人这样做吗？”

“是的。不过我从来没有成功过。我从来没能走得这么远过。这次我为什么真的做了呢——那是因为他是那么卑微。他穿了一身新衣服，也许是专为这次出门买的。没准他很潦倒，想着还不如出门一次吧，这倒是个办法，可以遇到人，可以跟他们交上朋友。”

“没准他仅仅是短途走走——”她又说，“可是他说他是去温哥华，那样我就不得不老陪着他了。有好几天呢。”

“是的。”

“真的很有可能会是那样的。”

“是的。”

“所以啦。”

“运气太差了，”他说，勉强露出一丝笑容，“你头一回鼓起勇气让别人换换挡，可他却投身到火车底下去了。”

“很可能那是最后的一根稻草，”她说，此刻她稍稍有点从防御的角度出发了，“很可能是的。”

“我想你以后会更加留意的。”

朱丽叶抬起下巴，眼光定定地盯着他。

“你是说我是在夸大其词。”

这时，出现了一个情况，就跟她的眼泪一样突如其来、不请自来。她的嘴巴开始在扭曲了。眼看就会有一阵很不严肃的大笑爆发出来。

“我想，这事情是有一点点极端。”

他说：“是有点儿。”

“你认为我是在把事情戏剧化吧？”

“那也是很自然的。”

“但是你认为那是一个错误，”她说，已经把笑意控制住了，“你觉得负罪感仅仅是一种自我放纵？”

“我的感觉是——”他说，“我感觉这件事并不太重要。你的生活里还会发生别的事情，一些事情没准会在你的生活中出现。相比之下这件事情便显得无关紧要了。对于别的那些事情你才会产生负罪感呢。”

“不过人们不是老在这么说吗？对比自己年轻的人？他们说，哦，有一天你就不会再这么想了，你等着瞧好了。就像是你没有权利拥有任何严肃的感情似的。就像你没有能力这样做似的。”

“感情吗，”他说，“我方才说的是经验。”

“可是你不是等于在说有负罪感一无用处吗？大家全都这么说。难道不是吗？”

“这可是你说的。”

他们接着谈这个话题，谈的时间不算短，用压低的声音，但是很热烈，使得经过的人有时会显得很惊讶，甚至很不以为然，就像人们耳边偶尔听到一场看来根本没有必要的抽象辩论时一样。过了片刻，朱丽叶认识到，虽然她是在论证，论证得还挺好的，她觉得公众生活与私人生活中有负罪感存在的必要性，可是她一时之间丧失了这种负罪感。你甚至可以说她是在自我欣赏呢。

他建议他们上酒吧那边去，在那儿可以喝杯咖啡。一到那边，朱丽叶才发现自己肚子很饿了，然而午饭时间早已过去。棒状饼干和花生米是他们能够得到的仅有的东西，她对着它们大嚼大咽，那副狼狈相使得方才进行的那场很有思想性的、略微有些针锋相对的辩论不可能再死灰复燃了。因此，他们就改而谈起自己来了。他的名字是埃里克·波蒂厄斯，住在一个叫鲸鱼湾的地方，在温哥华北面，就在西海岸的边上。不过他并不马上去那个地方，他要在里贾纳停上几天，去看好久未见到的几个人。他是个渔夫，以捕大虾为生。她问到他讲起的医药经验是怎么回事，他说了：“哦，算不上很广博。这方面我学过一些。你在大森林里或是在船上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就发生在你工作同伴或是你自己的身上。”

他结婚了，太太的名字叫安。

八年前，他说，安在一次车祸中受了伤。好几个星期都昏迷不醒。后来总算是清醒过来了，但全身瘫痪，不能走动，连吃东西都要别人喂。她像是认得他，也认得照顾她生活的那个女人，有那个女人的帮助他才能让她在家里住。可是希望她能够说话和明白周围的事情，这样的念想很快就断了。

出事的那天他们是去参加一个派对。她不怎么想去可是他想去。后来她决定独自走回家去，派对上的一些事情使得她不太愉快。

从另一个派对出来的一伙醉鬼把车子驶离了马路，撞倒了她。是些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

幸亏他和安没有小孩。是啊，真是幸运啊。

“你告诉别人这件事，他们总是感到必须说上一句，太可怕了，多么悲惨哪，等等等等。”

“可你能怪他们吗？”朱丽叶说，她自己方才也差点儿说出一句类似的话。

不能，他说。不过问题就在于，整个事情要复杂得多。他的太太安会感觉到那是一场悲剧吗？也许不会。他会吗？那是他自己必须去习惯的一件事情，是截然不同的一种生活方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