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事，只是工作上有一点瑕疵。我指的这是真相，而事实上外界是不会这么看的，会有很多解释的版本，真瑕疵也会被读成美丽的花朵。”

凯勒问：“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奥布莱恩说：“我也给他出道题，看看这道题他怎么答。”

凯勒说：“不明白，这算什么题呢？”

奥布莱恩随手捡了一根干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在圆圈的边上画了一条线，用树枝比划着说：“这是一个界，过了这个界就是立场的圈子。我同意叶子农的观点，众生是立场的、利益的、好恶的，众生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出离立场的观点在立场的圈里是没地方立足的。这个事件将把他推到立场的圈里，让他必须出名，必须表态。当名利对他不起作用的时候，说明一定还有比名利对他更重要的东西，就是自由。不同的人，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没人在意，就是他的自由。他很明白，众生的口水天生就是用来淹死人的。那就让我们看看吧，那时候支配他的是真理？还是迪拉诺给他准备的自由？”

凯勒在思考，什么也没说。

奥布莱恩说：“叶子农喜欢用‘众生’这个词，我也喜欢这个词。发明这个词的人真了不起，他把人民、民众这些惹不起的称呼全过滤掉了，用觉者和众生来划分。”

凯勒考虑了一会儿，问：“我该怎么理解现在的谈话呢？是迪拉诺公司？还是乔治总裁的意思？或者是你个人？该怎么理解迪拉诺给叶子农准备的自由呢？”

奥布莱恩说：“这个人的脑子是够使的，只要NRG联盟一跟他接触，他就知道后面要发生什么了。美国与中国的国情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风俗、观念是他们在那块土地上生活了几千年积淀出来的，几乎是一统文化。美国是移民国家，只有两百年历史，纽约更是一座移民大都会，各种肤色、信仰汇集一起，同样是公众人物，它的包容性要比古老的中国宽容得多。再者，政论片会让他在美国受欢迎，刑事传唤会让他在中国受非议。叶子农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根本不让任命部长的事件发生，他知道谁要跟他交朋友。至于你怎么理解现在的谈话，这取决于将来的结果，如果是乐观的结果，现在就是公司行为，否则就是我个人擅自倚仗公司背景的不当行为。仅我个人，我是没资格以这样的事由来找你的。”

凯勒说：“也就是说，乔治不知道。”

奥布莱恩说：“接见叶子农这件事对于乔治已经过去了，这是总裁的分寸。我拿了总裁顾问的薪水，就要尽总裁顾问的职责，这是我的分寸。”

说话间水面上的鱼漂动了。凯勒非常娴熟地提起钓竿，钓上来一条一斤多重的鱼，但是并没有喜悦，只是把鱼放进了桶里，显然谈话内容对他的心情有影响。

奥布莱恩见凯勒已经没有钓鱼的兴致了，就说：“收吧，去弄点吃的。”

凯勒意识到了自己的情绪不对，马上调整状态，笑着说：“好的，该吃饭了。”

两人收了渔具回到屋子，奥布莱恩洗鱼，凯勒则去准备木炭、炉子、调料，在院子里生起火来，气氛逐渐变得轻松，不像刚才那么肃然了。鱼显然是不够吃的，凯勒还准备了一些火腿肠、面包片之类的熟食，都堆在一张圆桌上。凯勒把鱼烤上，去屋里拿来一瓶红酒和两个杯子，两人就站在烤炉旁边一边烤鱼一边喝酒。

凯勒问：“你肯定北京方面一定会采取刑事传唤的方式吗？”

奥布莱恩说：“不能肯定，也许会先找他谈话，但不恰当。如果我是处置这个事件的中共官员，我一定会选择刑事传唤。”

凯勒问：“为什么？”

奥布莱恩说：“红川警方立案在先，有没有政治事件都要查的，急办缓办是由警力和个案情况决定的，并无不当。根据假想有利的原则，假想叶子农是自愿加入比假想他不知情要有利，如果先找他谈话，一旦谈话无效，再刑事传唤就有政治迫害之嫌了。传唤本来就是由他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况且传唤不是逮捕，更不是定罪，只要到案说明事实就可以了，警方还能因此获得对他采取限制出境的选择余地。如果他拒不回国应讯，那他就得一直背着涉嫌犯罪的名声，也就昭示NRG联盟任命的是涉嫌特大偷渡案的犯罪嫌疑人，就降低了该事件的政治公信力，在这个基础上再通过外交途径争取引渡，是最稳妥的程序。”

凯勒说：“如果他真有犯罪，NRG联盟居然任命一个刑事罪犯任部长，国际社会将会怎么评价？虽然中德没有签订引渡条约，但北京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引渡是完全可能的……总之会有很多种可能，你知道，NRG联盟是不愿意给分部所在国找麻烦的。”

奥布莱恩说：“柏林当局不必引渡，也不必立即驱逐，只要不再给他签证就行了，谈不上麻烦。要说找麻烦，NRG联盟在各国设立分部本身就是给所在国找麻烦，你要扩大政治影响，甚至能左右一部分选票，怎么会没麻烦呢？至于叶子农有没有罪，从布兰迪提供的资料上看他是无罪的，如果他不回国应讯也最多就是个悬案，但这些都不重要，只要NRG联盟发表个道歉声明就完事了，是道歉？还是营救？在政治问题上，人们已经习惯了‘没那么简单’的固化思维。相信吧，民众是有无限想象力的，你会看到很多版本，比如营救说、政治蓄谋说、价码太低说……中共说中共的，你们说你们的，民众说民众的，各说其说。众生是什么？是起哄的、群动的，是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