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中国人里也有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谁又能保证在北京就一定没风险呢？还有一种可能：叶子农被仇视社会制度的极端分子加害了，再转嫁给政府，制造政治事端……一切假设似乎都很虚幻，但却都不能排除理论上的可能，唯一不同的是，叶子农的死活从此就跟自己没关系了，这就是说叶子农死不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自己不担责任……这个假设稍一深想就让她后背渗出了一层冷汗，因为这完全不是她的真实内心，她的真实内心是：她不怕死，她是怕叶子农死。

强行送回北京，也就意味着她跟叶子农从此分手了，这个也是她不能接受的。就算一定要分手，也要明明白白地分，不能是这个分法。大难临头各自飞，太没“格”了，那不是她戴梦岩的所为，那样的话还不如让她现在就死。

她甚至做了最极端的假设：如果叶子农在哪里都是遇害，是在巴黎遇害好一点呢？还是在北京遇害好一点？那还不如死在巴黎，起码不是被当成汉奸诛杀的。巴黎与北京，怎么判断两者的危险系数呢？这个事情属于“危险系数”的判断吗……

……

她不知在沙发上躺了多久，想了很多很多，却始终没找出一个解。她也想到过给梁士乔打个电话，听听梁哥的意见，而这个念头也只是在她脑子里一闪就过去了，梁士乔的意见不用问她也知道，不是强行将叶子农送回北京就是继续强制保护，站在梁士乔的角度，他首先考虑的不可能是叶子农，只能是她戴梦岩。

她想得头疼，连午饭都忘了吃，也不知道饿了，以至于躺得太久骨头都疼了。她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圈，茫然地在窗前伫立，不知是窗外的视野开阔了她的思路，还是在这一刻她突然醒悟了，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思路错了，关与放本来就是矛盾的，如果只是就事论事思考，她永远解不开这个结。

不知道怎么活，还不知道怎么死吗？笨蛋！她在心里骂了一句自己。

她换了一种思维，按自己的逻辑做了一个推理：子农的命比我重要，能让子农舍命的东西一定比我的命更重要。既然哪个结果都担不起，担不起就不担了。

她心里一下子豁然了，也轻松了。

她走到电话前，想通知雷蒙诺保安公司取消护卫计划，既然不需要保护了就别让保安公司白忙了。她刚拿起电话却又放下了，因为按合同规定即使取消计划也不退款的，但是有可能被对方误解为她在争取退款，她是在意自己形象的人，有损形象的事她不能做。

她看看表，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这时她感觉到饿了，却也顾不上吃东西了，她拿上车钥匙和手袋下楼，开车去了玛丽亚音乐大剧院。

在玛丽亚音乐大剧院的售票处，她买了两